语言符号的再定义索绪尔从整体论的立场出发,将(4)

语言符号的再定义索绪尔从整体论的立场出发,将语言看成一个先验的

有四条腿，是食肉动物，等等。这里我们必须首先区分该词语所指的那些主要特征，即主要解释项。其次是它在具体解释者头脑里实际激起的概念。再则是那些有意想激起的特征--也许它只是主要特征的一部分，也许是那些非主要的特征，尽管我们以前不知

40道，但该词语现在想激起它们。

皮尔士显然把符号意义看成是外延和内涵这两个方面的结合。如果用最简单的形式来表示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得出公式：“外延+内涵=信息”。

皮尔士还把意义的形成看作人类不断积累新知的过程。符号的外延意义是已经得到社团认可的知识，而符号的内涵意义则是外延意义的具体表现，其中包括可能被社团认同的新知识。这一点可通过人们对“理性动物”这一概念的理解来说明：

我们通过研究发现理性动物都难免一死，这一事实在词语“人类”中得到抽象。因此“人类”一词既具有理性动物的外延，又有生命有限的理性动物的内涵，除此而外还有

41更多，因为它会比先前符号带来更多的信息。

这段引文再次表明，语言符号意义可以分为词内意义和词外意义两种。面对不断变化着的人类生活经验，人类需要词内意义的帮助，以更好地把握生存环境，但他们同时也会根据新的生活经验，不断调整自己的语言模式。只要生命的过程不断，符号的意义就会不断变化，因为它们“会比先前的符号带来更多的信息”。

皮尔士关于符号的论述虽然是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提出的，但它对当今的学术研究仍不乏启迪。以索绪尔二元符号模式为基础的结构主义思潮因其理论上的缺陷而遭到符号学界的广泛批评。从思想发展的角度看，这一局面应该说是在情理之中的。但也有不少人由于对结构主义理论缺乏全面的认识，在批判中失之偏颇，从而走向了另一个理论极端。

法国当代思想家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 就是其中一例。在结构主义理论中，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相结合是所在系统所有成分相互消极区分的结果或效应，然而区分活动一旦完毕，“声音印象”与“概念”之间的对应关系就被固定了下来。在德里达看来，这一语言观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结构主义不同意将概念看成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实体；另一方面，它又承认概念是听觉印象的对应物。他进一步指出，把符号看成是能指和所指的结合并将所指等同于概念，容易导致设想一个先自我存在、而后被指称的概念，即设想一个独立于语言、独立于能指系统、被思想简单再现的概念。但无论是过去、现在或者将来，我们都无法声称某一符号具有终极性。假如我们不知道某一个语言符号的意义，我们到词典或者教科书里去寻找，我们所得到的是更多的解释词语，这些词语又将我们引向其他词语，词语的指称活动就这样一环套一环，永无止境。这表明，符号永远不可能自给自足，它总是超越自身，指向他者，而他者却又始终不可企及，或者说只能部分企及。眼下的词语是先前词语的所指，但它又作为将来词语的能指。这样一来，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区别就在意指过程中变得含糊不清了。德里达称这个始终没有对应概念的意指过程为“印迹”：

印迹不是在场，而是在场的假象，它不断移位、换位和超越自身。确切地说，印迹没有40 转引自尧翰森：《对话式符号意指活动》，第146页。

41 转引自尧翰森：《对话式符号意指活动》，第1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