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还有精神的支撑。而精神支撑是需要文明的制度保障的。在国体不变和资源条件充分的前提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的国家发展目标的实现，需要用不同政体最大限度地动员民众参与。19世纪的美国崛起，也不是牧歌般的进程：它对国内阶级镇压也是出奇的严厉。只是当这些国家走向世界，并从世界获得更多的利润和资源回流补偿后，国内阶级矛盾才因外化为国际民族矛盾而开始缓和。居民的阶级身份，逐渐转向公民身份，国家阶级专政政体便转变为建立在政府与公民契约制度上的法制政制。
中国政治文明的逻辑，不仅具有世界文明的共性，也具有中国的个性。今天的中国仍是工农居于绝对多数而在短期内又不能使之转化为中产阶层的国家；与此相应，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保护工人和农民的基本权利在中国公民国家制度建设中就具有了基础性的意义，这不仅是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体对政体改革的绝对要求，而且是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时期工农联盟的成功实践在依法制国时期的合理延伸。用国家的力量保护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不是损害他们的利益，是中国未来持续崛起的政治保证。总之，我们要找到一种不仅与人类一般文明而且还与中国特殊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制度，最终目的是“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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