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若寄,人生亦需有所寄

二零一零年十月十六日深夜于上海家中空山

钱穆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提到，研究中国历史，需常读通史，也需多从不同角度写通史。当只是读完《万古江河》的时候，该书令人最为深刻的印象就是从亚洲和世界版图理解中国通史的眼光。但是，当又紧接着一口气看完《许倬云谈话录》以后，我的感慨却复杂了很多。

　　“中年多隐痛，垂老淡虚名”，这是本书中引述聂绀弩的一句诗，但我却相信它大可作为许倬云自己人生回望的淡定。《谈话录》中，许氏品评人物，追怀往事，议论天下，给人信手拈来，举重若轻的感觉。若不知许倬云是什么人，也不知道他议论的都是些什么人，说不定你还会觉得那些故事太稀松平常。年龄可以让人世故，但不足以让人傲世；经验亦可令人持重，但未必使人超然。“隐痛”者，痛却隐之不发，决绝而自省者，方能抵彼境。许倬云历国家、民族、政治、宗教，甚至身体缺陷苦难种种，但在书中每张照片里都笑容灿烂或者目光炯炯，真是诗中人！羡慕！羡慕！

　　书中又有引庄子句云“不为无益之事，何遣有涯之生”。人生无赖，凡人或可以此推托。但是，大师们却从别处做起文章：小说、戏曲、诗歌、新闻，甚至俗务琐事、人际关系，皆有乐趣，皆有学问。相通处，风生水起，恰如“百花错拳”；动情之时，又悲从中来，一句“李龟年”穿越了多少时代的酸楚。徐倬云叹息中国至今把科学当宗教，而不知科学其实就是永不满意的求知。如是宗教，便有守恒某处的绝对真理，除此之外，皆为“无益”之事；若为求知，则是无所不可的思考，“有涯之生”，何处“无益”？我以为，此科学之观点妙极！妙极！

　　徐倬云又感叹陈寅恪何尝悲柳如是，但悲自己之不幸。读《谈话录》，再思《江河》，这又何尝只是纸上历史的推演！许氏家族，先历外不能御侮，再遇兄弟阋于墙内，最终流落四海，在其眼中，国家之不可依靠，已远非“覆巢之下”，其甚至为“挟天子以令”的工具，而这所谓的“天子”便是民族主义。中国的“士”从来就独立在国家概念之外，孟子有言“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然而，许倬云走得比这还要远：除“最大的全人类和最小的个人”，其余皆空；故而“不能
盲目地爱国”，却需“发愿关怀全世界的人类跟个别人的尊严”。我质疑这实践的方式，但膺服这种宽广的心态，更理解这后面“国之不国”的个人经历的投射。历史从来就不是一种事实，它只是叙述者的观念。所以，钱穆会说，通史可以反复写：各言其志而已。

　　读史书的乐趣，初在事实精彩跌宕，远在小说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