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理论与城市公共安全

总第１６０期城市问题

２００８年第１１期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２０３１（２００８）１１—０００６—０６

风险社会理论与城市公共安全

——基于人口流迁与社会融合视角的分析

郭秀云

［摘要］在我国社会转型和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城市人口发展所面临的风险呈现出多元化特征，人口流迁与社会融

合逐步成为影响城市公共安全的现实因素。流动人口缺乏在城市的原始积累，生存状态不体面，对城市社会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感，而户籍制度仍然是制约流动人口城市融合的主要障碍。在风险治理和安全保障方面，政府需要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解决农民工在城市体系中的制度化生存问题，通过扩展流动人口的社会支持网络，增强其归属感。同时，还必须加强流动人口的常态性、制度性管理和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提高流动人口素质和对城市社会的自适应能力。

［关键词］

城市公共安全；风险治理；人口流迁；社会融合

［中图分类号］Ｆ２４１．２；Ｃ９１２．８１

［文献标识码］

Ａ

２００８年１月，我国１７个省市遭遇雨雪天气袭击，截止１月２９日凌晨，７７８６万人遭雪灾，６省市中风险社会理论

到大雪，适逢春节返乡高潮，全国２０多个机场关闭，武汉１０万人停水，四川Ｉ４００万人受灾，超过８０万旅风险社会理论最早由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 客滞留广州火车站，京广线五天之内未恢复正常，部贝克（ＵｌｒｉｃｈＢｅｃｋ）于１９８６年提出。在《风险社会》分地区电力中断。这次发生在我国南方地区的灾害一书中，贝克首次使用“风险社会”的概念来描述后性天气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影响之大是十分罕见工业社会并进而加以理论化，这一富有洞察力的预的。一些城市大量人口滞留，基础设施面临重压，管言被随之而来的一系列事件所印证，如苏联切尔诺理秩序混乱，生活必需品供应紧张。这次事件除了贝利核泄露事件（几乎与《风险社会》一书出版同向交通运输、资源供应部门及城市管理部门提出严时）、英国的疯牛病、美国的“９ １１”事件、“非典”在峻的挑战外，也促使我们认真审视在城市发展与管中国的蔓延和印度洋海啸等等。贝克归纳了风险社理过程中，由大规模人口流迁带来的风险控制问题。会的基本特征，特别指出，风险社会存在两种不同的特别是在我国社会转型和快速城市化背景下，人口分配逻辑，传统的物质分配逻辑和当代的风险分配流迁与社会融合已经成为影响城市公共安全的现实逻辑，二者共同运行并交织在一起；在风险社会中，因素。

新型社会风险测算的基础原理是不确定性的¨。。

［作者简介］郭秀云（１９７０一），女，山东德州人，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研究创新基

地博士后，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城市管理与公共政策。

［基金项目）

中国博士后基金资助项目（２００７０４１０６９６）——中国人口管理模式创新与政策调整研究。

（收稿日期］２００８一０３—３０［修回日期］２００８—０５一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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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问题））２００８年第１１期

风险社会理论与城市公共安全

社会风险除了具备社会特性和人为特性，还具有认知维度。卢曼、道格拉斯和拉什等人认为，风险是一种认知和理解的形式，社会风险是否存在、程度如何，有赖于人们如何分析和理解风险。

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ＡｎｔｈｏｎｙＧｉｄｄｅｎｓ）把风险看作全球化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吉登斯将风险划分为两种类型：外部风险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外部风险是“来自外部的、因为传统或者自然的不变性和固定性所带来的风险”，如自然灾害、瘟疫和饥荒等；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是“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指我们没有多少历史经验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如与环境污染有关的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破坏和酸雨，全

３．社会面临财富分配与风险分配的双重压力

风险分配问题是决定风险运行方向的核心问题。根据贝克的观点，财富分配机制主导风险分配机制，这一规律在中国社会表现得日趋显著。不仅全球范围内风险分配逻辑存在不平等（如跨国污染、健康风险转嫁等），在中国社会内部，存在利益倾向的改革也使得阶层分化和贫富差距拉大的状况进一步加剧，随之社会风险在不同职业和不同教育

程度之间的分配也成为了问题‘５。。目前，在中国社

会金字塔式的社会分层结构中，财富与社会风险沿着截然相反的方向流动，其结果最终导致“财富在上层集聚、社会风险在下层集聚”，加剧了社会发展的不均衡程度（图１）。

球人口激增、金融风险、恐怖主义等等嵋。。近来，被制造出涞的风险越来越占有主导地位。

就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风险，贝克认为，当代中国社会因巨大的社会变迁正步入风险社会，甚至将可能进入高风险社会。从西方社会发展的趋势来看，目前中国可能正处于泛城市化发展阶段，表现在城市容纳问题、不均衡发展和社会阶层分裂，以及城乡对比度的持续增高。不过，这些仅仅是目前中国社会风险的次要部分，主要部分应当是信任风险，公民对政府降低风险的期望与政府减低风险的能力之间形成巨大的“真空”地带，这个地带完全受个别管理者的道德制约¨。。从社会层面上说，风险社会里的社会不平等机制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４。。

图１

社会分层中的财富分配与风险分配

１．社会风险的发生具有共时性和遍及性特点

风险一旦发生，人人都要面对这种风险。这种风险的共时性和遍及性是风险社会共有的特征。近年来，我国不仅自然灾害频发，伴随着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公共安全事件也Ｅｌ益增多，表现出涉及领域广、规模大、危害性强、扩散速度快的特点。各种“被制造出来的风险”不断积聚，比较突出的领域有：安全生产、公共卫生、食品安全、信息安全、金融风险和环境污染等。

２．政府应对公共安全事件的能力和相应制度安排仍显不足

政府的危机处理能力受制于诸多因素，包括完善的危机处理机制、资源配置能力和政府决策能力。目前，我国公共安全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尚不健全；公共安全学科建设滞后；危机处理和应对方式、技术支撑条件不足，缺乏带有前瞻性的主动、科学的防范策略，危机应对中缺乏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社会公众的风险意识和公共安全意识匮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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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流迁．社会融合与城市公

共安全

１．城市公共安全及其影响因素

安全是城市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城市发展的制约条件。那么，何为安全的城市？日本神户大学都市安全研究中心认为，安全、舒适的城市理念是：城市首先应当成为充满活力的生产、经济、文化活动场所，它具有多种功能，并为市民的舒适生活创造良好的生活空间，称为“安全、安心的城市”∞１。

城市作为一个开放系统，风险源是普遍存在的。特别是在快速城市化背景下，人Ｅｌ流迁规模的不断扩大，对城市资源、环境、基础设施和城市管理提出了严峻挑战，城市要素的频繁流动也加剧了城市的

脆弱和失衡。统计显示，从１９９０年到２００６年，我国

的城市化水平从１８．９６％提高到４２％左右。城市人Ｅｌ大规模集中，大部分城市存在城市功能与城市规模不相匹配、防灾减灾能力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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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城市防御危机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已成为城市算，但它们对公共安全影响的方向和强度可以定性发展必须着重考虑的约束因素。虽然许多影响城市地加以描述（表１）。

公共安全的要素暂时还难以精确地加以计量和测

表Ｉ

影响城市公共安全的因素及其表现形式

主要方面表现形式

人口总量、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人口总量压力不断加大，年龄结构不稳定，老龄化程度加深，人ＩＺｌ总量及其分布对基础设施、资源供应结构、布局和防灾减灾造成巨大压力

自然因素全球气候变暖导致自然灾害频发、各种事故灾害和突发性事件时有发生

政治因素政策性变化，如户籍制度改革以及对城市带来的教育、就业等各种压力，流动人口对各种政治权利的诉求经济因素

未来的经济政策是否稳定、经济能否保持高速增长、就业状况以及国际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

社会政策：社会保障制度与福利制度的完善程度、整个社会环境融合外来人ＩＩ的能力；社会分层：由于利益分化，低收入阶

社会因素

层承受的经济压力和心理压力加大，对立情绪的滋长有可能引发社会矛盾

粮食安全：我国现已成为粮食净进１３国，而城市在粮食供应方面对外部具有较强的依赖性。

能源安全：城市能源需求量大，能源供应对外依赖性强，总量压力和结构压力并存，全球能源形势不容乐观，能源安全不仅仅是购买能力问题，还取决于国内外能源供应、节能技术提高、运输能力等多个因素

资源与环

水资源安全：我国６００多个城市中有４００多个属缺水型城市

境安全

基础设施承载力：交通、医疗卫生、住房及其他公共资源配置

环境安全：环境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口规模与消费水平、工业生产规模及污染控制力度、能源消耗总量及其结构优化程度、环境治理能力和人们的环境意识

防灾减灾部分城市的综合减灾体系框架已基本形成，但减灾力量较分散，在综合防御能力、技术水平和管理经验等方面仍存在不足，能力

城市总体抗灾能力有待提高

城市公共安全作为一种无形的效应，已经显现展态势演变来看，城市化进程的加剧和人１：３流动性出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力。据统计，中国２０世纪９０的增强，将对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年代的年均自然灾害、事故、公害三类损失之和已占与之相关的人口流迁与社会融合问题将成为城市公ＧＤＰ的１０％，几乎相当于国家财政收入的４０％，其共安全的重要因素。

中一半以上的损失及危害又集中在防灾、减灾能力社会融合是个体和个体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或脆弱的城市。可见，城市在获取经济和社会效益的不同文化之间互相配合、互相适应的过程，并以构筑同时，也面临着高风险。从广泛的意义上讲，城市公良性和谐的社会为目标。作为外来人口的移民群共安全还包括贫富分化加剧、就业压力所导致的心体，进入城市后如何实现与城市生活相互融合，一直理安全、健康安全问题和社会矛盾激化、社会治安状是城市研究的经典命题。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包括三况恶化等社会安全危机。

个层面：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心理或文化层面Ｈ。。２．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影响城市公共安全的软这三个方面是依次递进的，经济层面的适应是立足约束因素

城市的基础；社会层面是城市生活的进一步要求，反中国正在经历迅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国人口正映的是融人城市生活的广度；心理层面的适应反映在重新分布，而人口流动成为影响城市化和人口再的是参与城市生活的深度，只有心理和文化的适应，分布的最重要的因素。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特别是才说明流动人Ｅｌ完全融人于城市社会¨。。

９０年代以来，我国流动人口规模不断扩大，速度不一般而言，流动人口在城市居留时间越长，他们断加剧，迅速步人人口流动的活跃期。２０００年第五与原有社会网络体系的联系越来越少，越是需要在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流动人口超过１．２５亿城市建立起新的社会网络体系，并得到城市社会的人，其中省内流动９１４６万人，跨省流动３３１４万人。认同。而我国人口流动尚处于一种长期的动态过２００５年全国１％人口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流动程，流动人１：３融入城市生活面临着经济成本、就业歧人口已达１．４７亿。毫无疑问，从未来中国人口的发

视、体制排斥等一系列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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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阶层中受身份压抑最重、积累张力最强的群体，因此容易导致心理失衡和行为失范。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流动人口的增加，社会治安水平明显下降，而在大多城市中的刑事案件中，流动人口犯罪比例不断提升也正体现出这一特点。

２．缺少城市的原始积累，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达到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

农民工从农村流向城市，缺少城市的原始积累，没有可供利用的社会资源。同时又被城市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体系排斥在外，这就不可避免地需要他们付出更大的努力才能达到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

一方面，农民工的流动带来的只是可流动物品，房屋以及其他不动物品无法随他们进行流迁，他们来到新的地方，需要额外的劳动来为居住和生活成本买单。另一方面，他们缺乏社会资源，所以他们从

我国的人口流迁有着特殊的时代、制度和人口发展背景。首先，农村人口总量增加和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导致农村土地资源相对短缺，农村剩余劳动力增长迅猛，与城乡间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异，构成了人口乡城流迁的推力和拉力因素，使农村劳动力进城存在强大势能；其次，城乡壁垒政策的松动为人口乡城流迁提供了一定的制度环境。但以户籍制度、就业制度、教育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制度性障碍为特征的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惯性影响依然存在，我国农民工城市化进程仍存在着突出的边缘化和“半城市化”现象。从结构性和制度性因素看，“半城市化”的永久化迹象越来越突出。目前我国面临的艰巨任务就是最大限度地防止“半城市化”永久化，使“半城市化”成为我国社会变迁的一种过渡现象Ｈ。。

事的大多是劳动强度大、劳动条件差、收入水平低的

三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度低的现状

工作，而城市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体系没有覆盖到这部分人群，使他们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等方面受到不公正待遇，容易产生被歧视和被剥夺感，其结

与成因分析

流动人口的边缘性特征和“半城市化”状态使他们的流迁行为具有明显的不稳定性，对城市公共安全带来了一定影响，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不体面的生存状态

外来流动人口中有一部分是有知识、有文化、懂技术的“白领打工族”，这部分人素质高，收入相对稳定，对城市生活的适应能力也比较强。但外来人口的主体仍然是农民工，这部分人群整体文化程度偏低，劳动技能差。他们中多数从事的是极不稳定的非正规就业，工作变动频繁，收入水平低，居无定所，普遍缺乏风险抵御能力。

以上海市２００３年流动人口抽样调查资料为例，大约只有５．７％的外来劳动力为专业技术人员或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以农林牧渔、建筑业、家庭佣工、个体摊贩、废品回收、道路清扫和餐饮服务为主要内容的外来劳动力占到了６８．６％，有２３．２％的外来劳动力从事制造加工业、运输等行业；５５．２％的流动人口只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由于缺乏专业技能，大部分聚集在中低档就业领域，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多数人的月收入在５００—８００元之间。与低收入水平相联系，农民工的居住条件非常简陋。据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２００６年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ｌ００７位被调查者的月房租平均为２９７．４元，这一支出在上海房地产高位运行背景下，条件简陋的住房和群租是必然的选择¨０１。进城农民工可能是城市各种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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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必然会对社会稳定造成影响。

３．制度障碍与两栖身份

现阶段，流动人口已经成为城市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城市政府承认流动人口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所做的贡献；另一方面，又担心管理和服务的越好，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越大，福利拉动会导致城市规模越发失控。同时，城市政府作为公共服务和制度安排的提供者，限于公共财政压力和就业岗位、教育、住房和医疗卫生等公共资源的有限性，不得不利用户籍制度以及与之相关的劳动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制度对户籍与非户籍人口进行区隔，毕竟在现存体制范围内，唯有户口身份比较便于识别和加以控制。

即便存在诸多的制度障碍，相当规模的流动人口还是在城市生存下来，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保持着两栖身份，每逢重要节日和农忙季节，大批农民工返乡，城市服务体系几乎陷于瘫痪。每年春节前，交通部门如临大敌，春节前后的两个春运高潮成为交通运输部门每年工作中的两大关口。统计显示，上海铁路、公路、水运和民用航空四条渠道旅客流量，旅客发送量从１９８５年的３４３４万人次，增加到２００６年的１０２０５万人次，其中相当大的部分是外来流动人口形成的。今年年初在广州滞留的８０万旅客中，有９０％左右是农民工。今年的春运危局固然有天气、运力和组织不力的原因，但不可否认，流动人口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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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存在及其固化的两栖身份，在相当程度上加剧了社会风险。

４．缺乏对城市社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虽然从整体上看，城市本地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是一种互补的关系，但在许多就业领域，如非正规的服务性行业，劳动和就业岗位的竞争却是不争的事实。对外来劳动力的制度性的“整体排斥”和观念及行为上的“个体排斥”就反映了城市户籍人口的这种心态。城市的社会排斥是造成农村流动人口不能认同城市社会的主要原因。社会歧视、制度限制、就业非正规化和居住边缘化等，都构成了对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排斥，使他们难以认可城市社会。认同感和归属感是社会融合的最高层次，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感就意味着隔离，包括就业、居住、交往乃至情感上的隔离，隔离的背后潜伏着危机。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２７日巴黎骚乱的根本原因，是中东移民对发展的期待和机会的缺乏。尽管法国有较为宽松的移民政策，但移民得不到社会的融合，他们可以生存，但缺乏发展的机会，遂形成社会不公平。这种“社会不公平”的长期化和固化终于导致了巴黎社会危机的暴发¨“。

的制度化生存问题

制度上的限制和排斥，对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有着根本性的影响。长期以来，以户籍制度为依托的就业制度、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等二元社会体制对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构成了制度性的“整体排斥”。流动人口在城市工作、生活、消费和纳税，为城市发展做出了贡献，在履行义务的同时未能公平地享用权利。

政府及城市管理部门应通过制度安排，解决农民工在城市社会中的制度化生存问题，应该遵循“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为流动人口获得市民待遇提供合理途径。其中，权利体现能够享受的待遇，涉及居住权、平等就业权、社会保障权、子女和自身教育权等方面；义务代表的是必须履行的责任或设置的门槛条件。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门槛条件（享受福利的门槛）的设置方面，除了“稳定的工作岗位、体面的居住条件、可靠的收入来源、纳税记录、行

为符合一定的社会道德规范”这些最基本的要素

外，还可以体现经济导向、素质导向、居留时间导向。这不仅有利于流动人口的权益保护，也有利于推动外来常住性流动人口的市民化进程。

因此，必须强化城市管理体系对农民工的制度

四推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加强

安排，破除制度性障碍。首先，要加快户籍制度的实质性改革；其次，应逐步将流动人口纳入城市劳动就业与管理、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教育以及城市公共

风险治理的政策思路

根据我国城市化发展总体趋势，大规模的人口集聚仍将继续，城市规模将趋于扩大，人口流迁、社会融合以及与之相关所积累起来的社会风险，已经构成城市公共安全的重要影响因素。人口集聚引发的问题是一个渐进的积累过程，人口问题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其发展的惯性和向未来延伸的代际延续

服务体系，地方政府应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出台的关于农民工权益保护的一系列政策法规，杜绝地方保护，公共政策的出台必须考虑农民工的切身利益，近期内应着重解决农民工面临的一些现实问题，如子女平等教育权问题，彻底取消歧视性的劳动用工制度，保障农民工的平等就业权，以及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区域间转移与接续问题等。

性，如果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得不到及时

化解，势必会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在经济快速发展、人口不断扩容、各种风险要素持续增加的情况下，政府对城市公共安全管理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

２．扩展流动人口的社会支持网络，增强其归属

感

就我国城市化发展而言，农民变市民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相对于农村居民，城市农民工具有更

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出现第一波“民工潮”

到现在，“乡城”人口流迁已进入新的阶段。城市政

多的向城市居民转化的条件和能力。流动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已经在城市有相对稳定的职业、收入和住所，他们在城市工作、生活多年，不仅完成了其职业转换，凭借自己的努力在城市立足，也接受了城市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对这部分人实现“市民化”的成本相对较低。

流动人口与移民的一个很大的区别是流动人口没有归属感，而移民有归属感¨“。因此，流动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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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及有关部门需要对人口流迁及社会融合问题给予

高度重视，充分估计城市人口发展所面临的各种风险，在风险治理和安全保障方面投人足够的精力，需要政府、社区、流动人１３自身等不同层面共同努力，为推进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１．通过合理制度安排解决农民工在城市社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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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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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储蓄倾向明显大于消费倾向。随着流动人口居住状态从集体工棚转向社区居住，城市社区将在流动人口管理、服务与推进社会融合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要增强流动人口的归属感，必须“强化服务”。因此，基层社区的管理和服务应同时面向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要鼓励外来人口参与社区活动，采取多种形式促进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口的沟通和交流，提高他们对城市社区的归属感。媒体应加强对农民工的正面宣传，引导市民消除各种歧视观念。同时，应充分发挥非营利组织在构建流动人口社会支持系统中的作用，为流动人口创造和谐的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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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ｙｓｔｅｍｓｆｏｒｍｉｇｒａｔｉｎｇ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３．加强流动人口的常态性、制度性管理，提高政

府公共服务能力

从长远看，人口流动是常态，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应该是常态的制度性管理。因此，必须执行人群全覆盖的动态管理思路，对流动人口进行有效管理和统计。流动人口流入的第一个义务就是进行登记，即进入流动人口登记系统。城市政府需要转变管理理念和方式，重新调整失衡的利益格局，改善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力度不足的局面，寻求一种合乎发展逻辑的管理思路。城市公共福利体系应逐步有条件地向城市所有人群开放，逐步缩小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的福利差距，实现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管理的平稳对接。除加强就业信息服务，保证劳动力市场的公平竞争，扩大职业技能培训与指导范围外，应保证在个体经营权的审批、公共卫生与计生服务等领域的公平性。同时，还应将农民工纳入城市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体系。对于长期在城市生活、工作，为城市发展做出贡献的外来流动人口，在他们遇到困难时，不排除个别福利的临时性政策，如短期的社会救济，以体现人文关怀和人性化的管理思路。

４．提高流动人口素质，加强人力资本积累虽然与农村居民相比，城市农民工具有更多的向城市居民转化的条件和能力，但也存在着文化素质低、思想价值观念落后、生活方式传统等不利于其融人城市社会生活的因素¨“。农民工与城市社会融合度的提高，通常表现为其自身素质不断提高、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逐步得以强化的过程。因此，除了需要农民工加强自身修养、提高政治文化素质、强化责任感和自我约束力外，政府要有计划地组织以城市规章制度、基本法律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引导和教育活动，培养他们的法律意识和秩序意识，通过再教育和继续教育等多种形式，增强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的适应能力，提升其人力资本积累。

城市科学万方数据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ｓｕｐｐｏｒｔｓ

ａｎｄ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ｐｕｂｌｉｃｓｅｒｖｉｃ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ｏｆｍｉｇｒａｔｉｎｇ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ｕｒｂ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ｒｉｓｋ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ｃｉａｌ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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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志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