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_我为什么要呐喊(2)

艺文摘荟萃

能通过《行政诉讼法》或其他相应的法律完善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对重庆“史上最牛钉子户事件”的观点，并不像舆论主流一样，一边倒地偏向当事人。这也引来了网上无数的批评，有的说我坐在开发商一边，有的说只有把我下放到农村，才会让我变成人民的法学家。后来我开玩笑说，我在这个事件中，受到了“吴敬琏式的攻击”，吴敬琏教授就老被舆论误解为替富人、替权贵说话。对于“史上最牛钉子户事件”，吴苹一家拒绝拆迁的理由是政府提出的“拆迁涉及公共利益”的说法不能成立。我想这就有问题了，难道他说不是公共利益就不是了?什么是社会公共利益，不是个人决定的，而是由法院决定的。

该保护的也保护了，当事人该申诉的也申诉了，救济手段已经穷尽，那么，法院已经下达裁定，就要按法院裁定执行，最终还是要有公权力的行使。如果法院已作裁决，就要执行，要尊重法院，抵制或不服从是不行，除非法院撤销裁决，在世界任何国家，法院的最后判决和裁决都是不可动摇的，这是最高权威，否则就不是法治社会了。

不媚权，也不讨好舆论，只向真理低头

最近我对独立思考这一点感触特别深。在这么一个网络时代，你的任何意见都会在短时间内传遍世界。而且，你的观点可能会得到舆论的拥护，也可能会遭到强烈的批评。我想作为知识分子，思考、发表意见，固然不能屈从于权力，在一定程度上，也不能讨好甚至屈从于舆论。我常常说，我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只向真理低头”，我从来没有、未来

也不会为了讨好某一个群体而说话，我所言的言论，都是经过我独立思考后才发出的。

我的一生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尽量不说违心话，尤其是在重大问题上我不说违心话。我是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出我的观点。你认为我合适，我就来担任工作;你认为不合适，你给我免掉，我还是一个教授。

中国历次的政治运动遗留下来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培养一种不敢说真话的习惯。中国真正敢说真话的知识分子是比较少的，所以也可以说，这是知识分子的某种软弱性吧!可能从中国来说，知识分子总有一些软弱性。这种东西也不能太多地责怪当事人。我只能说，在这种情况下，我尽量做到了说真话。不去诬陷别人，不去往上爬，不去为了追求官职而昧掉自己的良心，我觉得尽量做到这一点，是我一生很大的愿望。我在当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期间，也没有去跑官或者跑什么，我觉得知识分子就是凭自己的知识和能力，能够在这个范围做到问心无愧，学生觉得这个老师还有他的起码的良心，同事对你也还有起码的理解，这就够了。

我为什么要呐喊

严格来说，改革30年我实际上做了一个我分内的事情，就是为私权而呼吁。因为我选择了民法，选择了私权，中国的私权保护太薄弱了，或者说中国的私权在强大的公权面前，始终是处于弱势。这个私权可能是包括私人企业的权利，可能包括私人财产的权利，也可能是包括更广义的私权。

我最近的两本书都用了“呐

喊”这个词，头一本书是《我所能做的是呐喊》，另一本书是《私权的呐。我为什么选择了“呐喊”这个喊》

词？一方面，当然是受了鲁迅的启发，但也不仅仅是因为这一点。我觉得选择“呐喊”，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形势越来越严峻，也就是说外面的环境越来越恶劣了。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必要“呐喊”，不管你用了什么字，“呐喊”是在情况比较恶劣的情况下，人们去呼吁的一种声音。用“呐喊”这个词，也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既要敢于斗争，又要善于斗争。在现今中国法治建设的情况下，要把这两个东西很好结合起来，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要么你是善于斗争而不敢表态，或者你敢于表态，有时候又失去分寸。因为中国的法治建设与政治体制紧密联系，政治制度不改革，法治、司法改革包括其他任何东西，都没有太大的成就。

但无论如何，我对中国的法治仍然是抱着乐观的态度。我以前经常爱说一句话，中国的法治是进两步、退一步，今天我仍然不改变这个观点。因为从私权的保护角度来看，中国的私权保障比过去是大大进步了，不用说在前30年，更不要说在“文革”的10年，就是在改革开放的30年，通过《物权法》这样的洗礼，人们对于私权保护的权利意识已大大提高。成都自焚的案件也好，别的案件也好，已经表明了人们私权的觉醒。懂得了自己的权利是不能够受到侵犯的。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强调保护私权，还是要强调两个方面：一个方面，私人的正当权利必须要保障，但是，我们还是要注意不能滥用权利，我们把握住这点就行了。

山东人大工作2011年第2期

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