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中的乡愁_及其诗学特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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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社会科学２０１０．１１

对中国有没有悲剧艺术的问题历来争论很多，笔者认为作为复杂的文本结构与长篇叙述的悲剧故事，中国固然不多，但贯穿首尾的悲剧情怀与深刻意识的作品，特别是抒情文学小品、精品，则星罗棋布，枝繁叶茂，见诸文学史。“西方诗学注意外在的摹仿叙事，而中国诗学注重

内在的表现抒情。”

［４］（Ｐ２１０）

类似这种说法是十分确切的。中国文学也有摹仿的特点，但更多表现在抒情性方面。与其说是摹仿，不如说是复沓，是强调，是不断地翻新创造，复述一种永恒的主题与审美风范。

所以，中国的愁情文学是有悠久传统的，历代优秀文人诗家，无不申述发挥，这一方面缘于社会人生固有的悲剧性，另一方面在于中国诗学观念，很早就奠定了写真实的情怀（朴素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立足于社会人生，抒发自我的同时兼及宇宙世界、亲伦友爱。所以，王国维在论述悲剧时除指出悲剧精神“发人之情绪而高上之”、“精神于焉能洗涤”等美学常理以外，得出了“故美学上最终之目的，与伦理学

上最终之目的合”［５］（Ｐ１４）

的结论。

说到愁情的诗学话语特征，

“乡愁”无疑即为其中最醒目的一种类型，虽然自古有“乡愿”、乡难”这些个贬义词，或许因此“乡愁”语词并不常见（文学作品多以离愁与悲秋等语词代指），但其乡愁同义词、同源词、近义词堪称系统丰富，彼此勾连互文，意义十分深远。书写家国之念、离愁别恨、乱世忧患、怀乡之苦、思亲之痛、

时光幻灭，等等，常见于中国诗文篇幅中，内容丰富，源远流长，称为美学精神的写照与人文思想的一种诗学话语的狂欢（精神盛宴），亦不为过。而形成这一文化现象的诱因与文论层面，还有诸多可以挖掘的意味与构成。

二、思归怀旧：主流意识的美德定论为什么乡愁文学大量产生，如同接力奔走，从未有所中止呢？这第一要缘自中国文化、

文论９８

中对家园守望、安居常态生活的赞颂以及对离散现实从而产生的思乡念亲、怀旧伤逝、渴望团聚等思想行为的高度肯定，这无疑是形成千百年来，中国文学乡愁主题确立不倒的精神支柱与道德共识。这在主流意识中也占据稳固的位置。以下专从中国古代文论话语、诗学特征着手，理述与追究这一文艺情态的合法性与公共话语（主流意识）支持。虽然我们都认为文学家的情感抒发源自社会处境、经验、切身感受，但往往一种社会公论与道德认知，也能激发与鼓励这一文学现象的延续与丛生。

在春秋以前，我们看到《诗》里就有很多伤离盼归的文学歌谣，孔子“归与”的感叹与乡情也是

《论语》中的经典语录，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信条更是世代相授，成为志士的鞭策。《易经》看似卦象算卜之书，其实书中的立象”导论始终言说着“君子自强不息”的道理。把家国忧愁定位为

“圣人之忧”，强调“家”的核心意义与凝聚力，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秧。”对“义”、“情”都作出正面的倡导。对“美”也作出重要诠释。如：“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上经屯》）倡导人生居处的和谐、和平、明智、努力、发展，“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

“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

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系辞上传》）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对人伦亲情自然的提倡与服从，与西方神灵权威的提倡与服从从来就轩轾有别。而且这种以人伦（亲情）、道德（美德）、现实为基础的导向在意识形态领域没有过大的改变，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因此，一旦失去这种和平、和谐、亲近、美好，忧愁离怨即行产生，不禁要抒发出来，这也是人性常态甚至是美好德行追求的体现（“逆意求志”

），为历代文论所认同。如孔颖达说：“言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