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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之志则和乐兴而颂声作,忧愁之志则哀伤起而怨刺生。”
(《诗大序正义》)陆游说得更肯定:“若遭变遇谗,流离困悴,自道其不得志,是亦志也。”
(《曾裘父诗集序》)这种高度认同、充分理解以文论中对屈原《离骚》的认识与争论最为典型。司马迁对屈原高度评价并为之辩护,明确指出:“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
。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原传》)这显然有借人喻己、借题发挥的色彩,但对屈原的认识难能可贵,也合乎诗三百篇
“兴观群怨”的审美导向。所以,司马迁惊天动地说出:“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自有强大的理论基础。班固虽然认为司马迁评价有点过,
《离骚序》中批评屈原:“露才扬己”
,但在《离骚赞序》中也并不否认:“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忠诚之情,怀不能已,故作《离骚》。”到王逸则批评了班固抑屈的观点,对屈原多加赞美,将屈原“抒泻愁思”上升为“依托五经以立义”,给予“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楚辞章句序》)这样更高的形容。集大成的是刘勰,他对屈原的评价非常充分:“取融经意,自铸伟辞。”(《辨骚》)特别指出其独特价值。当然,后来也有颜之推那样的个别人,认为屈原轻薄,“露才扬己,显暴君过。”(《颜氏家训》)不过,这样的言论即便在当时,也成为某种迂腐不化的笑话。
对屈原作品的争论与认定,充分表现了中国古代文论对忧愁怨愤这一人间情怀与文艺创造的认同与赞美,毫无疑问,这些对抒离别、发乡愁、
辨是非的文学作品,起到了不可低估的导向与激励作用。葛洪说:“情见乎辞,指归可得。”“今诗与古诗,俱有义理,而盈于差美。”王充《论衡》的《超奇篇》中对有关家园的文情与义理、美化(美润)进行了详细说明。宋代张木式也简洁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中的“乡愁”及其诗学特征
明了地指出:“家国之念深,故其忧苦;父子之情切,故其辞哀。”(《孟子说》)等。这种重情理(人伦)、
情义(忠诚)的“文论辞说”,由古至今,彰显了中国文学的思想、
风骨,同时也为家园离散忧愁情调的主题文学提供了一种务实求真、合情合理的审美见解与理论支撑。
最直接表述离散文学主题的是钟嵘的《诗品》,他在强调“性情”、“滋味”的同时,多以离散怀乡悲慨作品言事说法,如: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祈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塑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
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序》
)这差不多是把我们乡愁文学的宗旨与美学现象原理明白揭示出来了。钟嵘序文似乎还觉得不够尽兴,在其结尾处,更将魏晋南朝间诸多离乱抒情作品集中列举,几乎全系哀离愁怨之作!更将之形容为:“篇章之珠泽,文采之邓林。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文论自古就不排除甚至是更为重视有着悲剧意味与情调的文学作品,倡导并支持真实情感与乡国家园离散情愁题旨的抒发。所以,中国乡愁文学作品的大量产生,不能不说与这一浓厚的文化、文论语境氛围、共识密切相关!仿佛一片沃土,只要有感情的耕耘,就会获得丰收。
三、天地宇宙精神与生命的时空意识以上内容着重于中国文论所强调的人伦社会现实关系与乡愁文学的土壤生存。除此之外,中国文化与文论还特别看重与意识到天地人生宇宙关系,即超乎现实利害之外的生命时空感触,或也多有将现实感触予以结合来表现的。这方面的内容,也构成乡愁主题文学大厦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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