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中的乡愁_及其诗学特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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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象的紊乱，使得身处其间的人们深感难以安身立命。人心既然不能在虚幻流变的外界现象中求得安息，于是只有在艺术的形式里求取庇护。当他们为势所逼，

放弃于外界之中栖息心灵的企图之后，于是人附着深深的觉悟，他们获得幸福的可能，不在将他们自己沉潜在外物中，而是将外物从其变化无常的偶然性中解放出来，并以近乎抽象的形式使之永垂不朽。藉着这种方式，他们遂在现象流逝中寻得了安息之所。像这样，他们把外物从其自然底脉胳中撕出，从其存他底流转上撕出，净化其一切对于生命的依赖性，并净化其一切无常性，从而使其恒

常，并接近其绝对价值。”［６］（Ｐ１９７）

以上也即曹丕所

强调

“未若文章之无穷”的奥秘所在。对生命无常的叹逝与天地宇宙的敬畏（强烈的反差），促使了乡愁文学的主题系统构建。归根结底与还诸本原（还乡）的思想倾向，几乎笼罩在每一位文人墨客身上。而中国文人、哲人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及“贵在虚静”的境界，更多停留在抱朴守真、

安居家园生活愿望中，倘若这种平恒丧失或遭到危险，忧惧之心油然而生。如王充形容：“墨子哭于练丝，杨子哭于歧道，盖伤失本，悲离其实也。”（《论衡、艺增》）这固然是象征某种精神操守，但视为人生漂泊无定、丧失自由的恐惧与伤感，不也是传神写照吗？刘若愚认为：“中国诗歌里没有时态，这使得它往往带有

一种永恒的、

普遍的性质。”［７］（Ｐ１７０）

这是一种情况，但未必一概而论。在乡愁离散文学里，往往时空意识、时态感很强，表现出特别的紧迫感（甚至是焦灼）与时间意识，如，曹丕《与吴质书》中的：“三月三日丕白：岁月易得，别来行复四年。三年不见，东山犹叹其远，况及过之，思何可支！”

“光武有言年已三十余，在兵中十岁，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年与之齐矣。”其时间意识十分清楚和准确。再如，曹植《与杨祖德书》中同样有：“数日不见，思子同劳，想同之也。仆少小好为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

另，春秋四季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中的“乡愁”及其诗学特征

物换星移、岁月消长之感，历来在中国文人诗骚作品中，立于醒目的地位（苏轼作品可为例）。所以，

“虚静”固然是一种源自道家的美学境界，但一旦与儒家务实、重亲等道义精神特别是事业心碰撞、冲突时，时间的紧迫与意识即十分明确，构成鲜明的时态与动因。正如《文心雕龙·时序》所言：“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论者虽然着重梳理时代精神、特色，但这种重视时代背景、

具体因素与影响的作为，本身亦说明了时态于中国文论话语中的相当的关注。这种“感时”的传统自《诗经》开始，如《七月》篇述逐月如何如何，

《采薇》等多篇述节令转换以传达归人的哀痛。

《世说新语》里的“木犹如此，人何以堪？”以及张季鹰因秋风起耽念家乡鲈鱼脍、莼羹汤而弃官挂帆返回等，典故无数。陶渊明的诗虽然冲淡、“悠然”，但他诗文中的时态也是比较分明的。正如鲁迅所说的：他也关心时事，有时不免也要“金刚怒目”并“猛志固常在”。在后来的文学中，时态表现则更加明显，如大量的边塞诗，当你念到范仲淹《渔家傲·秋思》中的“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时，你能说是置身度外、无动于衷吗？相反会有一种设身处地、十分焦灼的时间意识与悲壮情怀。

中国古代文学家追求和谐平静的生活，同时也追求轰轰烈烈的事业，这一价值冲突看似背离，却似两个轮子，载动着无穷思绪感触，情感力量，向前飞奔。乡愁文学集中地体现出了这一和谐与背离的对立冲突结果，而天地宇宙精神的充盈，使悲剧的意味与幻灭的情调更加打上了深深的人文烙印，传诵于今，感染性情，引比连类，多成不朽。如《左传》中所言：“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悠久的文明，也正是宇宙间的人文情怀充分释放的时空。中国文论、

诗学本身也突出JXSHK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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