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概论期末考试重点整理

姓氏,佛教,书院必考。科举和佛教容易出答题

中国文化概论

填空题（30选20,20分）名词解释（6选4,20分）简答题（5选3,30分）论述题（2选1,30分） 填空：

1.印度佛教文化系统）、阿拉伯文化系统（也称伊斯兰教文化系统）、西方文化系统（也称希腊罗马文化系统或基督教文化系统）。

2.

3.

4.

5.。汉武帝时，设十三部（州）刺史，汉末刺史改称“州牧”。

6.清朝级别最高的九位封疆大臣：直隶（直隶、河南、山东）总督、两广（广东、广西）总督、两江（江苏、安徽、江西）总督、湖广（湖南、湖北）总督、闽浙总督、陕甘总督、四川总督、云贵总督、东三省总督。

7. 家庭结构派生出家族观念，“养”、“敬”、“无违”）。

8.《丧服小记》 ：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

9.：上溯父亲、祖父、曾祖、高祖，下延亲子、孙、曾孙、玄孙。

10.

11.东汉科举出现变革：首先是按照人口比例岁举孝廉，注意优待边郡。其二是举孝廉开始试经，实行优胜劣汰。“阳嘉新制”。 常科还设有“茂才”。

12.。

13.唐代进士及第，只是取得做官的资格，还需经过吏部的选试，合格后才授予实际的官职。选试的内容包括“身”、“言”、“书”、“判”，四者合称“四才”。此外还要考察“三实”：“德行”、“才用”、“劳效”。

14. 军功爵制、汉代的察举制与征辟制、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以及始于隋而终于清末的科举制。明清科举考试的程序为院试、乡试、会试和殿试，分别录取秀才、举人、进士并评定甲第，考试内容则以八股文为主。

15. 。（一定会考）

16.

17.

18.“四姓小侯学”

19. 20.麓”；王应麟《玉海》则列名“嵩阳”而无“石鼓”。后人综合二说，加江宁府的“茅山书院”，誉为宋初六大书院。南宋：“白鹿”、“岳麓”、“丽泽”、“象山”。（全祖望）

21.

22.

23. “恩归有司”——“恩归主上”。

24.

25.贵威武贫贱）六部，每部下辖四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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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名词解释：

察举制 征辟制（可能性更大）

汉代采用察举制与征辟制。“察举”是指中央和地方高级官员将经过考察的优秀人士推荐给朝廷，以备录用，又称“荐举”。名目很多，“贤良方正”、“能言极谏”、“孝廉”、“秀才”等。“征辟”是指朝廷或三公以下召举布衣之士授以官职。皇帝征聘社会知名人士叫“征”，三公以下高级官吏聘布衣为自己幕僚属官为“辟”。

鸿都门学（很重要）

汉末灵帝与宦官集团为打击朝臣和太学生的力量，创办了培养门第稍微、名望不高的豪强子弟的鸿都门学，且授以辞赋、小说、尺牍、字画。——内涵突破汉代“独尊儒术”藩篱，对 后世学校新科目的开设有历史意义。

四姓小侯学

东汉明帝为迎合外戚集团的需求，为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的子弟开办了一所学校，名曰“四姓小侯学”，当为贵胄学校之始。后来扩大招生。

茂才

又作茂材，是汉代另一种察举常科。茂才，即秀才，到了东汉时因壁光武帝刘秀的讳而改为茂才。茂者，美也，茂才者，有美才之人也，即优秀人才。

台院制（唐宋元）

御史台下设三院：一为台院，由侍御史6人组成，职责为纠察百官，弹劾不法，并参与大理寺审理大案；二为殿院，由殿中侍御史9人组成，职责为维持朝会典礼时官员纪律；三为察院，由监察御史15人组成，职责为监察地方官吏。

简答题:

1.官僚的政治人格？

答：首先是强烈的参政意识与企盼知遇意识。主流是以经世致用、兴邦治国、教民化俗为己任，在实践上努力追求“三不朽”。“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其次是自觉的忠君意识。再次是主奴意识。（亦主亦奴的身份对自由意志之间的约束）——“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

2.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可能论述。） 答：人文性：中国文化从思考人类自身的存在出发，以人为中心建构起自己的理论体系，强调人本位，将天、地、人三者并列，以人为宇宙的中心，认为人是“万物之本”，“最为天下贵”。人文性的特征使中国文化具有鲜明的非宗教性倾向。神权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占据统治地位。王权始终高于神权。其次，中国文化的人文性又体现在人生价值的自我实现。它不主张人去追求灵魂的不朽，而是要求人们关注现实人生，把内在的道德修养和外在的道德实践，即“内圣”和“外王”结合起来，努力地立德、立功、立言，从而实现理想人格。 包容性：中国文化内部主要的区域文化有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以及长江流域的巴蜀文化、楚文化和吴越文化等。 *从民间信仰的差别上很容易见出：北方有蝗虫，传说刘猛将军能治蝗，于是到处供奉。江西信许真君，传说他善于治蛟。江南信蚕桑娘娘。福建信妈祖。 伦理性：中国文化具有鲜明的伦理道德倾向，偏重道德的价值取向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处于亘古不变的核心地位。 和谐性：汤一介曾经把“天人合一”（对“真”的深刻理解和追求）、“知行合一”（对“善”的深刻理解和追求）、“情景合一”（对“美”的深刻理解和追求）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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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命题。《易传》：“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 务实精神：务实的民风使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定位于立足现世，倡导惜天时，尽地力，重本务，远离玄虚，鄙夷机巧奸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3.中国文化产生的背景？ 答：地理：首先，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华夏中心主义的心理定势，以华夏为天下的中心，视环绕华夏的邻邦为夷狄蛮戎。其次，偏居一方的地理位置，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保护反应机制”，使中国文化具有超常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中国文明的早熟是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中国文明的进化缓慢，也是由于地理环境的优越。封闭的、肥沃的黄土地带使中国早期文明遇到的挑战很小，从而使它丧失了探索农业文明以外其他文明形式的可能，也丧失了自我剧烈变革的压力和动力。中国社会进化的过程中，保留并积存了大量的原始特征。 经济：农耕经济是古代中国立国的基础，也是传统文化赖以发生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农耕与游牧，两种不同的经济和文化的碰撞与融合，贯穿了中国历史的全过程 社会结构：在中国，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等级结构长期沿袭。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和宗族，是一种社会关系，也是一种政治组织，在结构上表现为由家庭而家族，由家族而宗族，再组合成社会。为了维护这种组织形式，严格规定了辈分、嫡庶、长幼、主从等等级秩序。君权与父权互为表里，“家”与“国”彼此沟通。（“三纲五常”。五常：仁、义、礼、智、信。）

1. 中国文化的生成背景：

（1）地理环境：

①一面临海，其他三面与域外陆路交通极不便利的地理环境，造成了与外部世界

相对隔绝的状态，一方面妨碍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文化交流，另一方面也保护

了中国文化按其自身规律而自我发展。

②首先，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华夏中心主义的心理定势，以华夏为天下

的中心，视环绕华夏的邻邦为夷狄蛮戎。

③其次，偏居一方的地理位置，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保护反应机制”，使中国文化

具有超常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2）经济：

农耕经济是古代中国立国的基础，也是传统文化赖以发生和发展的经济基础。

农耕与游牧，两种不同的经济和文化的碰撞与融合，贯穿了中国历史的全过程。

（3）社会结构：①在中国，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等级结构长期沿袭。

②就业缘（社会经济）而言，古代中国几千年来所沿袭的是一家一户为单位的传统农业模式，农民大多稳定地聚族而居，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取资于土地，

从事着程式化的劳动。

③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和宗族，是一种社会关系，也是一种政治组织，在结构上表现为由家庭而家族，由家族而宗族，再组合成社会。为了维护这种组织形式，严格规定了辈分、嫡庶、长幼、主从等等级秩序。君权与父权互为表里，“家”与“国”彼此沟通。

4.封建宗法制度对封建秩序做了怎样的维系？

答：中国封建社会的超常稳定，其原因之一在于宗法制度的历代相沿。首先，无数分散的宗族组织是封建专制政体赖以存在的基础。程颐《易传》：“家人之道，必有所尊严而君长者，谓父母也。虽一家大小，无尊严而孝敬衰，无君长则法度废。有严君而后家道正，家者国之则也。”其次，封建宗法制具有维护封建等级、界定尊卑贵贱的作用。“主仆有别，等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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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上替下陵，此谓大乱。”

5.宗法制度对国民性格的模塑

答：其一是倾心于安居乐业，缺乏创业意识。“安土重迁，黎民之情，骨肉相附，人情所愿。”其二是崇敬祖先。“自卑而尊先祖”祠堂宗庙，光宗耀祖，重视祖坟风水，祖师等。其三是尊重传统。“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祖宗之法不可擅变”“诗云、子曰”等。

6.科举制度为何在唐代确立？（一定会考）

答：究其因，撮其要者，大约有三：其一，中小地主阶层政治、经济势力的增强，决定其在制度上能够削弱门阀贵族制的法权。其二，中央集权的加强与三省六部制的实行，需要大量的官吏参与政权的建设，科举取士正是解放“寒士”的重要途径。其三，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手工造纸术和雕版印刷术的推广与普及，为全面推行考试制度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物质条件。

7.科举制的历史作用？

答：一、科举制度与知识阶层的流动

考试制度造就了竞争机制，寒门士子苦读修身，以真才实学科举入仕。自唐以来，此类人才甚多。宋代“取士不问家世”，北宋见于《宋史》的官员有46.1%来自寒族，南宋的比例更高。——科举制度推动了知识阶层自下而上的社会流动。更多的知识阶层的人活跃在社会上，成为文化的创造者、传播者乃至政府的监督者。

二、科举制度与教育发展

首先，科举考试向社会各阶层开放，调动了地主阶级，特别是中小地主子弟的学习积极性。《通典》：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无所易业者。大者登台阁，小者仕郡县，资身奉家，各得其足。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

其次是促进了学校数量的发展

三、科举制度与儒家经学

孔颖达等奉太宗之名，考定、编纂《五经正义》，且成为了科举考试的统一教材。北宋以后，《四书》地位上升，尤其是朱熹整理和注释《四书》，结撰为《四书集注》。科举考试与儒家经学结合，对儒学的普及化和大众化无疑起了推动作用。

四、科举制度与诗文创作

唐代进士科考杂文、帖经和策问，杂文主要是试诗赋。严羽：“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不及也。”唐代“行卷”：“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长安百物贵，居大不易”——“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难！”

（结合负面影响：思想僵化，主体意识流失。）

8.宋代科举制的改革。

答：宋承唐制，有常、制、武诸科，而自由投考，因文取人为其基本性质。也出现改革：其一，为强化科举，更多吸纳人才，宋代最重常科中的进士科，并实行乡举（发解试）、省试、殿试三级制。其中省试最重。【殿试分五等三甲发榜：一甲（一、二等）称“进士及第”，二甲（三等）称“进士出身”，三甲（四、五等）称“同进士出身”。北宋时进士第一名称“榜首”，第二三名称“榜眼”，统称“状元”；南宋则前三名分称“状元”、“榜眼”、“探花”，后为定制。】其二，因重视进士科的乡举州试与省试，宋代实行春秋两试制。宋初考试年限未定，至英宗时规定三年举行一次。州试在八月，称“秋闱”；省试在次年二月，称“春闱”，合谓春秋两试。其三，防止科场舞弊，实行弥封、誊录制。其四，为广纳人才，宋代科举考试手续简化，如取消选试，殿试后直接授官；同时录取标准放宽（不论门第），增加录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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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如太宗太平兴国二年一科取进士与诸科300余人，又取落第者180余人赐予进士出身。其五，制科、武举受到重视。宋人视制科为“大科”，凡通过制科“阁试”的均受到优遇。武举始于仁宗朝。实行三级考试，渐为定制。

论述题：

1.中国传统节日习俗的隐含意义。（多结合具体节日谈自己的观点，看看PPT）

答：清以前，中国皆以农历为纪年，以农历正月初一为元旦，以立春为春节。1912年民国政府改用阳历纪年，于是1月1日为元旦，农历正月初一为春节，以后沿用。正月之“正”，是为了避秦始皇之讳。“清明不戴柳，红颜成皓首”——红颜易老，易逝。对女子病弱不堪的印象。柳之生命力可以赋予人。女为悦己者容。“男不拜月，女不祭灶”。*“老婆，老婆你别馋，过了腊八是新年，腊八粥吃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三。” * “妇女围龙可受胎，痴心求子亦奇哉！真龙不及纸龙好，能做麒麟送子来。” * 妇女在元宵节中经常出现，花灯，“灯”音同“丁”，“祈灯”即“求子”，送灯即“送子”，明代北方，十五夜妇女到城门摸门钉之俗的隐含义也是如此。

2.中华服饰所透示的道德意义。（考试有话说即可。）

答：事实上，中国人的服饰，从头到脚，差不多都赋予道德的意义，被视为道德的象征。比如“冠”就是“贯”，表示一以贯之、始终如一的意思；“弁”就是“辨”，表示辨明身份、明辨是非的意思；“冕”就是“免”，也就是“勉”，表示勤勉国事，以德相勉的意思。“衣”是“依”，表示“依附”；“袵”就是“任”，表示担任；“襟”就是“禁”，表示禁止。履表示履行职责、实践礼法，也表示脚踏实地、行得正站得直。服如此，饰亦然。比如戴冠冕者，要在两耳之处，各垂一颗珠玉，叫做“黈纩”（tou kuang），也叫“瑱”（tian）“珥”，又叫“充耳”。充耳并不是真的塞进耳朵，而是悬挂在耳旁，提醒戴冠者不要轻易听信谗言，叫做“充耳不闻”。冠冕的前后两方，则要悬挂玉串，叫做“旒”（liu），表示教化政令，由此流布。身上也要佩玉，并用珩来总串，用以“节行”，以保证规行矩步，不致错乱。事实上，中国人之爱玉，也是出于道德的考虑，玉有五德：润滑温和，光泽柔美，象征着“仁”；肌理在外，可以知中，象征着“义”；声音疏畅，传得很远，象征着“智”；宁肯折断，也不弯曲，象征着“勇”；棱角细小，不要伎俩，象征着“纯洁”。所以孔子说：“夫玉者，君子比德焉。”

3.中国饮食习惯中的文化元素。（太多了，尽量记吧~>_<~） 答：东北地区饮食文化圈

这里土地肥沃，草场优良，平原广阔，五谷杂粮与山货水产都很丰富，冬季寒冷漫长，人口稀少。历史上这片土地长期生活着满族、蒙古族、鄂伦春族、朝鲜族等少数民族。游牧狩猎是他们的主要生活方式。人们好食炖菜，摄取高热量的动物脂肪，以御寒冬。由于缺少新鲜蔬菜，当地人有吃生肉、葱蒜、冻食和腌菜的习惯。吃生肉、冻菜、冻水果可帮助增加维生素，避免一味吃热食导致缺乏维生素而得坏血病，冷冻食品已发展成人们的一大嗜好，哈尔滨一年的雪糕竟然大部分是在冬天消费的；吃葱蒜可以消除吃生肉的不良后果，帮助消化杀菌。另外因寒冷的气候使冬季缺少新鲜蔬菜，腌菜和泡菜占了很大比重，几乎每家都有大大小小的酱缸。酸菜腌渍时间长，新鲜度差，因而调味咸重，以压抑异味。自清中叶以后，关内大量移民涌入东北开荒垦殖，农业取代游牧和采集业成为主要生产方式。东北的饮食方式亦随之发生了一些变化。口味特点：咸重、（葱蒜的）辛辣、生食。 中北地区饮食文化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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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区主要集中在内蒙古，但在东北和西北地区都有较深的文化交叉，是典型的草原文化类型，以游牧和畜牧为主要生产方式。人们逐水草而居，擅长射猎，喜爱咸食畜肉，热喝奶茶，畅饮烈酒。由于物产单一，粮食结构不够合理，人们普遍以各种肉食和奶制品为主，几乎不吃蔬菜。他们通过对中原民族的交换或征掠来获得足够的盐、粮食和酒。自元帝国之后，一些地区发展屯田，农区以粮食为主，奶食为辅；但牧区仍以牛羊和奶食为主，粮食蔬菜为辅。口味特点：以咸重为主。 西北地区饮食文化圈

西北的饮食文化受自然环境和宗教因素的影响非常明显。西北地区有优良的天然草场，从西汉至清朝中叶，这里基本上以畜牧业为主，农业种植香辛料较多。食物结构较简单，基本不吃蔬菜，但人们爱吃烤肉，佐以孜然，辣椒粉等调味品,口味咸重。这里地广人稀，少数民族众多，又使西北的饮食文化增添了许多民族风情。当地绝大部分少数民族都信伊斯兰教，食物禁忌、进食礼仪等都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解放后，由于农业比重的增加，现在粮食蔬菜也成了日常食物，饮食结构发生了一些变化。口味特点：以咸为主，辅以适当的干辣（椒）和香辛料。 黄河中游地区饮食文化圈

这一地区历史文化十分灿烂，北宋以前这里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中心地带，并且政治中心大致在西安--洛阳--开封一线上移动。这里农业开发最早，也最完善，各种牲畜和谷物都有，属于五谷杂粮并食区，家蔬野果等植物性食物也十分丰富。但由于这一地带的过度开发，土地承载力下降，加上各种灾害和战乱，使得这一地区的饮食文化除了少数上层社会的奢侈消费外，大多数黎民百姓保持着节俭朴素的生活传统。黄河中游地区的面点小吃很有特色，尤以陕西、山西最具代表性。陕西的小吃反映了关中人的厚道和豪放。比如油泼辣子、面条像腰带、烙饼像锅盖、羊肉泡馍的海碗如盆等。山西面食品种繁多，素有"一面百样吃"之誉，用料广泛，制法多样，黄河中游地区口味强调酸辣，味重，但又比东北和中北地区稍淡一点。口味特点：酸辣，味稍重。 京津地区饮食文化圈

自元、明、清以来，蒙古人、汉人、满人先后在此建都，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天津是漕运、盐务和商业发达的都会，与北京共构经济一体。京城一带饮食的层次性和变化性特别明显。从皇宫御膳、贵族府宴到市井小吃，形成了全国特有的层次性饮食文化。政治经济的影响超过了自然环境对饮食风格的影响，但食料还是以周边地区为主，兼辅以全国各地精华物产。北京菜品种复杂多元，以满汉全席达到极致。口味特点：以咸香为主，兼容并蓄八方风味。 黄河下游地区饮食文化圈

黄河下游地区属于齐鲁文化圈，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这一区域饮食的文化味较浓，讲究“平和正统”，大味必淡的至味境界，加之受海洋文化和京杭大运河的影响，这里成为南北饮食文化的交汇之地。山东菜在北方的影响很大。山东半岛食料广泛、水陆杂陈、五谷蔬果、鱼盐海味等都很丰富，为其成为四大菜系之一提供了基础。在山东下层百姓中，人们爱吃煎饼和玉米饼子，卷葱抹酱，或以蒜泥拌生菜，别有风味。山东大葱蘸酱的吃法后来也被上层社会和宫廷所接受。无论富贵贫贱之家，每饭必具葱蒜，具有典型的山东特色。口味特点：咸鲜，味正，葱蒜的辛辣。

长江中游地区饮食文化圈

长江中游地区以低山和平原为主，境内河网交织，湖泊密布；雨水充沛；四季分明，稻米水产和畜禽果蔬都很丰富。湖南的口味偏重于酸辣，以辣为主，酸寓其中。湖南多山区和僻湿之地，常食酸辣之物有祛湿驱风，暖胃健脾之功效，而且，由于古代交通不方便，海盐难于运进内地山区，人们爱以酸辣之物来调味，因而养成了偏爱酸辣的饮食习俗。江西与湖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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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口味较为接近。而湖北"九省通衢"，淡水鱼虾资源丰富，形成了饭稻羹鱼的特色，口味也以咸鲜，微辣为主。平原地区吃辣程度不如山区强烈。口味特点：酸辣和微辣，但辣的程度不如西南地区。 长江下游地区饮食文化圈

这里是我国著名的鱼米之乡，河湖密布，稻米水产丰富。战国时期形成地域特色鲜明的吴越文化，并深受其影响，有喜爱甜食的习惯。明清时这里已成为全国最繁荣的地区，发展出扬州、南京、苏州、上海、杭州等许多不同的饮食风味。吴越地区饮食的文化味也很浓，强调精致细腻，注重色形味质，讲究饮食环境的韵味。擅长糕点小吃制作，瓜果雕刻技冠全国，多有灵气，给人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享受。长江下游的淮扬菜是我国四大菜系之一。淮扬菜清淡适口，强调原料的本味，主料突出，刀工精细，肉类菜肴名目繁多，居各地方菜之首。口味特点：咸甜适中、清淡，但食甜较其他地区突出。

西南地区饮食文化圈

西南地区除了四川盆地等历史上开发较早的发达农业地区以外，大部分地区是高山峡谷，地域封闭，交通不便，不同地区的文化联系也很薄弱，中国有一半以上的少数民族都分布于此。西南山区土地贫瘠，产量较低，在坝区和河谷地带多种稻米，山上以玉米为主。由于种植业不发达，人们在食物原料上的禁忌很少，也吃一些昆虫。这里空气潮湿，瘴气四溢，为了散寒去湿，避辛解毒，西南地区的人们自古以来就爱饮酒和吃辛香剌激之物,如花椒，茱萸，生姜等，尤其是在辣椒传入西南地区后，这种嗜好迅速普及。四川盆地自然环境较为独特，冬暖春早，物料丰富，巴蜀文化发达，川菜也是我国四大菜系之一。巴蜀"好滋味"调味丰富："尚辛香"，嗜好辛香剌激之味，这点与西南其他地区相似。历史上的湖广填四川促进了川菜的繁荣，尽管西南地区不同地方的饮食各有特点，但口味总体上以麻辣，酸辣为主。口味特点：麻辣，酸辣 东南地区饮食文化圈

东南地区多丘陵，临海，雨水充沛。该地区以稻米为主食，蔬菜水果海产畜禽都很丰饶。这一地区喜食稻米，重鲜活，尚茶饮，蔬果与海产比重高，俗尚食事。

清末以来,政治经济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无论闽粤还是客家,都有海外贸易经商的传统,这使东南地区的饮食文化也带有明显的商业性,讲求高档稀贵，爱食稀奇野味。由于岭南地区天气非常炎热，流汗多，人们爱喝汤滋身，口味强调清淡鲜美。高档的粤菜也成为我国四大菜系之一。香港、澳门、台湾等地长期受欧美食风的浸染，受西方饮食的影响较为明显。口味特点：清淡，咸鲜。 青藏高原地区饮食文化圈

青藏高原地区为高寒地区，这里社会发展较慢，但到唐时期的吐蕃王朝时,有了藏文字，形成了藏传佛教,藏民势力也达到整个高原地区，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化地理单元。独特的地域环境上的食料生产与佛教文化，决定了青藏高原饮食文化的基本内容和风格。这里以农牧业为主，广泛种植青稞、大麦等作物，蔬菜与水果的比重不大。主食料为糌粑、牛羊肉及各种面食，生冷食物的比重较高，因而人们酷爱喝酥油茶，以适应高原地区的寒冷。由于受宗教文化的影响，人们饮食有些特有的禁忌和仪式，比如不吃鱼，餐前颂经等。口味特点：咸重，微辣，辛香。

4.结合“西南联大”，论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看PDF文件，记得几个著名的人物及其事迹。） 答：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

1).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或“士”）今天叫做知识分子。但这不仅是名称的改变，而是实质的改变。这一改变其实便是知识分子从中心向边缘移动。 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士”号称“四民之首”，确是占据着中心的位置。荀子所谓“儒者在本朝则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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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位则美俗”大致点破了“士”的政治的和社会文化的功能。秦汉统一帝国以后，在比较安定的时期，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的维持都落在“士”的身上；在比较黑暗或混乱的时期，“士”也往往担负起政治批评或社会批评的任务。通过汉代的乡举里选和隋唐以下的科举制度，整个官僚系统大体上是由“士”来操纵的。通过宗族、学校、乡约、会馆等社会组织，“士”成为民间社会的领导阶层。无论如何，在一般社会心理中，“士”是“读书明理”的人；他们所受到的道德和知识训练使他们成为唯一有资格治理国家和领导社会的人选。“士”的这一社会形象也许只是“神话”，也许只能证明儒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特别成功，更主要的是，在传统中国，“士”确是处于中心的地位。 但是进入二十世纪，中国的状况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士”已从这一中心地位退了下来，代之而起的是现代知识分子。后者虽与前者有历史传承的关系，然而毕竟有重要的差异。如上所述，“士”在传统社会上是有定位的；现代知识分子则如社会学家所云，是自由浮动的。从“士”变成知识分子有一个过程，不能清楚地划一条界限。不过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止可以称得上是一个象征的年份。科举既废，新式学校和东西洋游学成为教育的主流，所造就的便是现代知识分子。清末有一则趣闻，“已无齿录称前辈，尚有牙科步后尘”。1912年民国创建，翰林、进士、举人都成为历史名词，士大夫的来源枯竭了，从此以后便只有知识分子了。政治制度的崩溃并没有立即在社会结构方面引起重大改变，更没有触动社会心理。因此在民国初期，中国社会仍然尊重知识分子如故，而知识分子也保持了浓厚的士大夫意识。大体上说，从十九世纪末到“五四”时期是士大夫逐渐过渡到知识分子的阶段，边缘化的过程也由此开始。但是在这二三十年中，我们却看到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演出一幕接着一幕的重头戏。他们的思想和言论为中国求变求新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其中少数领袖人物更曾风靡一时，受到社会各阶层人士的仰慕。但这种现象并不足以说明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反映了士大夫的落日余晖。当时一般社会人士是以从前对士大夫的心理来期待新一代的知识领袖的。而刚从士大夫文化中转过身的知识分子也往往脱不掉“当今天下，舍我其谁”的气概。梁漱溟1918年曾写过《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便是典型的士大夫心态。这种心态当时很常见。胡适也如此。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当时的知识分子提倡各种思想文化的运动之所以获得全国的热烈反响，除了因民族危机而产生的各种客观条件之外，在很大程度上还托庇于士大夫文化的余荫。“五四”运动便是一个例子。胡适在答梁漱溟的一封信中曾说：“当北洋军人势力正大的时候，北京学生奋臂一呼而武人仓皇失措，这便是文治势力的明例。”（《我们走那条路？》附录） 到二十年代末期，士大夫文化基本上已消失了，知识分子正迅速地边缘化。1931年孟森在《独立评论》上写了一篇《士大夫》的论文，他仍然希望中国能产生一批新的“士大夫”，足以构成社会的重心。他说：“士大夫者以自然人为国负责，行事有权，败事有罪，无神圣之保障，为诛殛所可加者也。”但这种原则与政治现实格格不入，也得不到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同情。“士大夫”观念的彻底死亡大概是四十年代的事情。闻一多、吴晗在“左”倾以后对士大夫的讥笑和辱骂具有象征的意义。这时知识分子早已放弃了对中心的幻想并且心甘情愿地居于边缘的位置了。

2).知识分子的边缘化表现得最清楚的是在政治方面。戊戌变法时代的康有为、梁启超无疑是处于政治中心的地位，但是在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中，章炳麟的位置已经在外围而不在核心。 中国传统的改朝换代有一共同特点，即在“打天下”的阶段必须以边缘人为主体，但在进入“治天下”的阶段则必须逐渐把政治主体转换到“士大夫”的身上。

3).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在文化领域也一直是从中心走向边缘。社会、政治地位的边缘化，知识分子基本上是处于被动的地位，但是文化边缘化的局面则是知识分子主动造成的。19世纪末叶和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已为西方文化所震慑，开始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失去信心。西方理论代表普遍真理的观念在1905到1911这几年深深植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心中。“五四”是文化边缘化的进一步的发展。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不客气地要求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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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传统退出原来的中心地位，由西方的新观念取而代之。所以说，这是双重的文化边缘化——一方面中国文化本身从中心退居边缘，另一方面是知识分子也自动撤出中国文化的中心地带。 最近这些年的中国，文化这一领域也不断从中心退处边缘。在中国传统中，学术和思想一直被看做是为社会指示方向的，因此在整个社会体系中占据了枢纽的位置。在社会经济决定论的新观念支配下，不少知识分子已开始视文化为寄生物。及至“政治是决定一切的”思潮席卷中国，整个文化领域更完全失去了自主性，变成生活中最无足轻重的外围装饰品。这可以说是文化边缘化的第三重含义。

* 知识分子应有的特性：

首先是启蒙性。站在这个角度上，陈寅恪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髓”最合乎标准。其次是批判性。知识分子应该“保持对传统的永恒批判的姿态”（福柯）。这种姿态体现在一个“反”字上。民间传说1969年陈寅恪在自己的人生历程即将走完之前，向校方承认自己是“反动学术权威”。西方第一个反动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当属雅典的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自称是国家的牛虻，主要任务就是叮——责备和鼓励。他所处的雅典，实行的是令现代人都不可思议的充分的直接民主制，一切重大问题都由公民全体讨论，然后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表决通过。这一原则，遭到了苏格拉底的批评，他说：“要想得到正确的判断，要根据知识，而不应该根据多数！”这点有点类似于当代管理学的木桶理论。再次是颠覆性。所谓的颠覆性，拿龙应台的精神来概括：我要留在主流中做最大的“颠覆”，做最红的苹果核心里的一条“蛀虫”。

#南开大学葛荃也表示：“在西方学术界，关于知识分子的讨论由来已久，而且一般都认为判精神和终极关怀是知识分子不可或缺的两个条件。人类社会的整体命运和人的普遍利益，这是他们记藉以建立其全部价值体系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