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雕版印刷术向日本传播的途径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9,27(2):126-130　　　　JournalofLanzhouUniv.(SocialSciences)Vol.27No.21999P126-130　　中国雕版印刷术向日本传播的途径

郭树云

(北京财贸管理干部学院图书馆,北京　100010)

内容摘要:印刷术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四大发明”之一,它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

贡献。本文从商船的往来与汉籍的输入,两国间的文化往来,中国刻工到日本亲传身授,讨论了

中国雕版印刷术向日本传播的途径。

关键词:中国;雕版印刷术;文化传播;日本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804(1999)02-0126-05

印刷术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四大发明”之一。作为一项伟大的科技发明,它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而它的传播也是世界上各民族文化交流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无论什么民族只有在有了印刷术

以后才有生产大量书籍的可能,才能为普及文化、传播知识提供有利的条件”。现在世界上各国的印刷术,可

以说都是由中国直接或间接传去的,至少也是在中国印刷术的影响之下发生、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说中国印刷术的对外传播像它的发明一样,同样是对世界文化的伟大贡献。中国印刷术对外传播的内容非常丰富,历史也很悠久,而在这一历史长河中尤以中日之间印刷术的交流,内容最为丰富,记载最为翔实,因此,本文即撷取这段历史,阐述中国雕版印刷术向日本传播的途径。

中国雕版印刷术大致是通过来往于中日两国之间从事贸易的商人;去往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佛教徒;前来中国的日本留学生、学问僧及中国刻工到日本的亲传身授等4条途径传入日本的。

1.商船的往来与汉籍的输入

唐朝时期,中日两国的交往达到鼎盛阶段,两国的贸易往来十分频繁。据有关书籍记载,唐朝期间,日本曾先后12次派遣商船前往中国。这些商船一方面进行朝贡贸易,另一方面向日本输入唐朝的典章制度和文化,在日本普及推广,从而丰富和发展日本的文化。与此同时,中国的商船也源源不断地前往日本,它们

从两浙出发,横断东海,最后进入博多港口。这些商船所带来的商品除了迎合贵族社会的需要以外,同时也

带入经卷、佛书、诗集等书籍。而这正如日本学者木宫泰彦在《日本古印刷文化史》中所言:“不难想像,中

国雕版的版本也包含其中”。这恰恰为中国雕版印刷术的传入日本创造了条件,它以最直接、最感性的形式

向日本国人介绍了中国的印刷术。

五代十国时期,由于当时的日本政府实行半锁国政策,所以,日本的商船被禁止前往中国。但中国的商船却仍一如既往地前往日本达14次。这一时期,随中国商船而输入日本的版本也非常多,它们对促进日本雕版印刷事业的发展起了一种刺激和推动作用。 收稿日期:1998-09-20.

作者简介:郭树云(1963-),女,北京顺义人,馆员,从事图书馆学研究.

宋至明这段时期,尽管每一朝代与日本的关系都有不同的变化,但携带书籍的商船往来却从未中断,宋朝时是70余次,宋版的各种经卷,通过商船陆续不断地传入日本。其中最古老的是蜀本、私人印本(福州本)、南宋的思溪本三种。这些在日本都智恩院、高野山劝学院、京都泉涌寺以及其它一些地方至今仍有保存。元朝时两国商船来往也很频繁,尤其在元末60年间的各个时代,是日本商船来中国最兴盛的时候,历史上就有这样的记载:日本的元德元年,为迎接元僧明极楚俊,文侍官曾劝僧人竺仙梵仟前往。当时,梵仟反复考虑,认为一去难于还朝,就没有决定下来,文侍官又进一步劝说到:“此船一去,明年即可再来。昔兀庵

!亦回,西涧回复往。”由此来看,在元朝时中日两国的商船来往也未中断过,而书籍的贸易亦在其中。明朝

时日本的商船来中国是17次 。关于明朝时日本通过商船得到中国书籍,在当时日本的著名学者瑞溪周凤所著《卧云日件录》中有这样的记载:1451年,随遣明使节东洋允澎赴明的九渊龙琛和天兴清启回国之后,把从明朝带回的典籍赠送给瑞溪周凤,或提供给他观览。《卧云日件录》中还记载:藏于成贵堂文库的嘉靖版

#《听雨记谈》的扉页上,有策彦周良亲笔书写的“嘉靖年中南游初得此一册于宁波书肆中载于船之带来”。由

此一文可以想见当时日本遣明的船只是经常有书籍带回的。类似的记录还有,1464年,日本足利将军派遣建仁寺的天兴清启为遣明正使,带领3艘贸易船来中国。到达中国以后,天兴清启按照事先拟好的图书名录请示明政府给予。这些书籍是:《教乘法数全部》、《三宝感应录全部》、《宾退录全部》、《北堂书钞全部》、《兔圜策全部》、《史韵全部》、《歌诗押韵全部》、《遐斋集全部》、《张浮休画墁集全部》、《辶豚斋闲览全部》、《石湖集

全部》、《类说全部》、《挥尘录全部》、《百川学海全部》、《老学艹。明朝政府应允了这一请求。但庵笔记全部》

在天兴清启回国途中,他们的船只遭到大内氏的袭击,这些书籍也全部被劫掠一空。因此,1476年,日本政府又在派遣贸易船只时,向明朝政府再次请求给予书籍。这次明政府给予日本的书籍为:《佛祖统纪全部》、《三玉感应录全部》、《教乘法数全部》、《法苑珠林全部》、《宾退录全部》、《兔圜策全部》、《辶豚斋闲览全部》、

%艹笔记全部》《类说全部》、《百川学海全部》、《北堂书钞全部》、《石湖集全部》、《老学庵。这一史实在《善邻

国宝记》和《补艹庵京华集》中都有记载。

日本学者中村新太郎在其所著《日中两千年——人物往来与文化交流》一书中对中国书籍的输入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中国书籍的输入对于我国的文化所给予的影响,是用语言难以尽述的。幕府在长崎县立图书馆里,至今仍保存着一本记载输入的中国书籍书名和销售地点的底帐。幕府把输入的书籍以官版翻

&刻,同时也奖励岁禄十万石以上的大名们翻刻”。

由此可见,唐宋元明时期商船的不断往来,使大批的中国书籍传入了日本,而这些汉籍的输入成为日本了解和学习中国雕版印刷技术的最直接的形式,它们对促进日本雕版印刷业的发展起了不小的作用。

2.两国间的文化往来成为印刷术传播的桥梁

印刷术发明、推广的时期,正是我国历史上光辉灿烂、文化发达的唐朝时期。此时的中国,在东方各国中处于一个中心地位。各国使臣、留学生都纷纷前往中国,学习其经济、文化、技术,然后再将所学带回自己的祖国。与中国隔海相望的日本,在这一时期,与中国的接触更是十分频繁。根据新、旧唐书及日本史籍记载,在唐代298年中,日本遣往唐代的“遣唐使”有18次之多。最大的使团人数多至500—600人。此外,还有随使同来的大量留学生、学问僧。玄日方、吉备真备和宗睿便是其中著名的三位。

玄日他在华留学19年,于734年回国并携回经典5000余卷及佛像多座;回国以方是作为学问僧来华的。

后,对处理国事居重要地位,直至他去世为止。

吉备真备是716年随遣唐使来华的留学生,他在中国居留18年,于开元22年回国。750年,他再次以遣唐副使的身份重来中国。归国后,他在日本政府中担任要职,开始采行各种中国的仪制。他还是日本称德天皇的师傅,而称德天皇是命令完成最早有记录可征的日本雕版印刷的第一人。如若将这两点有机地联系起来,也许我们能够从中推测吉备真备从中国了解到雕版印刷技术,回国之后向称德天皇做了介绍,促使称德天皇下命雕印佛经。

宗睿也是日本的僧人。他于865年留学大唐后归国。归国时,其所带杂书中有“西川印子”《唐韵》、《玉

篇》各一部。所谓“西川印子”即四川印本的古称。内腹之地的蜀产雕印书籍能为日本僧人学者发现、重视,并携带归国,一方面说明其数量、质量的不同凡响,另一方面也说明日本僧人学者在中国的数量之多、分布之广。正是这种交往人数的众多和分布区域的广泛,使中国的雕版印刷技术在它发明后不久即迅速地传播到了日本。这些僧人学者携回的经卷、佛像、印书及将中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对日本国人的直接介绍,对于好学的日本人民想必会产生不小的影响,因为当时的日本在各方面都积极仿效和学习中国。

日本的佐伯好郎对唐朝时日本接受中国文化的情形有这样一段描述:“在八世纪和九世纪中,唐代首都长安如有任何良好的东西,几乎无不传入日本,而且迟早会在日本的首都奈良加以仿效。如果长安的宫殿髹为红色,奈良的宫殿也就如法炮制。如果中国政府在每省建立和维持一所寺院,那么日本也必须照办。如果

中国皇帝的诞辰成为举国庆祝的假日,那么日本也是如此。”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窥见当时中日两国交

往的频繁,日本对中国的了解,以及它对中国文化的喜爱。而作为当时重要技术发明的雕版印刷术,是极有可能通过来华的日本僧人学者介绍到日本的。

唐朝时期,一方面是日本的留学生、学问僧接连不断地来到中国。另一方面,中国的僧侣和佛教徒也络绎不绝地前往日本。扬州高僧鉴真即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鉴真于754年率弟子24人,乘日本遣唐副使大伴古莒的船来日本,得到圣武、孝谦两位天皇的批准,入籍日本,创立了东大寺的戒台院和唐招提寺。一方面鉴真是中国的高僧、学者,对于中国文化和技术(包括印刷术在内)了解甚多,另一方面,作为日本律宗的开山祖师,鉴真是受人敬仰的名僧。因此,日僧玄栋认为鉴真将四分律注解的行事钞、羯磨疏、戒本疏即所谓律宗三大部开版印刷是有一定根据的。此事在玄栋所著《三国传记 鉴真和尚事》一书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以上的史实和资料,从许多侧面表明了中日之间的文化往来,是中国雕版印刷技术向日本传播的重要渠道之一,前往日本的中国学者、僧侣和前来中国的日本留学生、学问僧,为中国雕版印刷技术向日本传播架起了一座桥梁。

这条渠道到了宋、元、明时期仍被沿袭下来,只不过在密切的程度上有些许的变化。

唐初发明的雕版印刷术,经过唐和五代十国时期的发展、完善,到了宋代已经达到非常高的水平。宋代雕版的精美可说是有口皆碑,以后历代亦无出其右者。而在此以前,已经接触了中国雕版印刷术的日本,尽管称德天皇以后的统治者因惧怕教会势力的控制而禁止使用印刷术传播佛教思想,致使日本在公元770年刻印著名的百万经咒以后,再无有关印刷方面的记载达200年,到宋朝时,高超的雕版印刷技术也不可能不对它再次产生影响。

正像唐朝时一样,宋朝时来往于中日之间的两国僧人、留学生亦是络绎不绝。这些留学生和僧人往往携带大批佛经和书籍到日本,这些精美的印刷品再度引起日本国内对印刷事业的兴趣。公元987年,日本僧人大大藏经》由中国带回了日本,虽然它雕印的时间要到了元朝时期,但这一实例却证明了这条周然就把一部《

传播渠道的畅通。不仅如此,这一时期到达日本的中国僧侣除宣扬佛法外,还积极鼓励日本僧侣刻书,为他们作序作跋,同时还刊行自己的著作。宋末禅僧正念(号大休)离开宁波天童山到日本关东,他先后在三处地方当“住持”,后来把他自己的著作《佛源禅师语录》,亲手删繁,1284年,“命工开刊,以待归寂,方可

印行”。除此以外还有日本在这一时期刻印的书籍可作必要的补充。

迄今为止,日本现存确有年代可考的最早雕版印刷品是1088年所印《成唯识论》。这部著作从刻印的时间和技术来看,显然是宋版书籍传入日本以后的产物。1157年,日本又雕印了《金刚经》。1206年和1223年,日本还刊印了其它一些经文。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宋朝时,两国间的友好往来是继续延续的,通过这一渠道传播给日本的雕印技术对日本是产生了巨大影响的。

继宋之后的元明时期,中日两国通过政府的渠道进行文化交往(包括印刷术的交流)的频率已经不及唐宋时密切,两国官方之间的往来大大减少。

3.中国刻工到日本亲传身授

元明时期,中国前往日本的刻工人数非常之多。元朝社会,统治者不重视文化,出版的书籍很少,于是

浙江、福建一带刻工有些就远离家乡,渡海到日本去谋生。恰逢当时的日本各寺院正大量翻雕佛经与高僧语录,因此,这些中国刻工有机会施展他们的技艺。元初到达日本的中国刻工有宁波的徐汝周和四明的洪举等人。他们在日本的正应二年(1289)刊《雪窦明觉大师语录》,洪举又刊《祖英集》。元末去日本的中国刻工有福州南台桥人陈孟千、陈伯寿,天台周浩、福唐蔡行、大唐江南、陈仲、陈克、王荣、李褒、郑才、曹安、

!邵文、陶秀、钱良、俞良甫和陈孟荣等。其中最著名的是俞良甫和陈孟荣二人 。

俞良甫为福建莆田县仁德里台谏坊人,元末为避乱东渡日本。在居留日本的20～30年间,他雕刻了10种“俞良甫版”书籍。它们是:《月江和尚语录》下集(1370)、《李善注文选》六十卷(1371—1374)、《碧山堂集》(1372)、《白云诗集》(1374)、《传法正宗纪》(1384)、《新刊五百家注音辨唐柳先生文集》(1387)、《般若心经疏》(1395)、《昌黎文集》(1395)、《无量寿禅师日用清规》一卷、《春秋经传集解》(以上二种刊行

年月不详) 。其中《传法正宗纪》是他自己出资雕刻的。与俞良甫同时的还有汪南人氏陈孟荣,他除与人合

刻《宗镜录》、《杜工部》、《玉篇》等书外,又单独刻有《重新点校附音增注蒙求》、《昌黎先生联句集》、《天

# 童平石和尚语录》和《禅林类聚》。

当时的日本虽已能雕印书籍,但刻手总不及中国刻手优秀。俞良甫、陈孟荣等优秀刻工的到来,大大提高了日本雕印书籍的质量。这批中国刻工积极参与了京都五山僧侣刻书及其它重大的刻书事业。他们除刊刻佛经外,还刻小学课本、字书及《文选》、《韩柳集》、《杜诗》等中国古典文学代表作品。大量翻雕宋元椠木,

也是他们雕刻的重要内容。这些翻雕的宋元椠本,字体极工整,印刷也极精美。在中国刻工精湛技艺的指导

下,自然也培养了一批本地优良刻工。这些中国刻工在日本的雕版印刷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留下了他

%们光辉的足迹 。

关于印刷术通过民间渠道向日本的传播,美国作者卡特先生在其所著《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一书中这样写道:“在那里(指在中国)有一种深入民间的、不为人知的宗教性质的(指佛经、佛像)印刷活

& 动,流传地域很广,并且流入日本”,“中国的印刷在其默默无闻的期间内能满足平民的需要,所以在中国、

日本和中亚传布的区域很广”。这段文字明确表明了印刷术首先在中国的民间广泛流传,继而它又通过民间

的渠道传播到了日本及其它地区,阐明了民间渠道对印刷术传播所起的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中国的雕版印刷技术传到日本,主要是通过两国政府间的商业、文化往来和民间的技术交流进行的。它以两国的商人、留学生、学问僧和中国刻工为媒介将这项伟大发明介绍到了日本,从而使日本不仅掌握了这一技术,同时也使日本的文化向前迈出了一大步。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与向日本的传播,对日本社会的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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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theChineseWood-BlockPrintingTechniqueReachedJapan

GuoShuyun

(Library,CollegeofFinancialandTradeAdministrativeLeadersofBeijing,Beijing,100010,China)Abstract:PrintingisoneofthefourgreatChineseinventions.Itmadeoutstandingcontribu-tionstothedevelopmentofhumancivilization.ThecurrentpaperdiscussesthespreadingoftheChineseprintingtechniquetoJapanfromcommercialandculturalexchanges.

Keywords:China;woodblockprinting;culturaldissemination;Japan

(责任编辑:晓　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