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博
全国每年新增社会融资16万亿元,银行占10万亿元左右,如果另外5万多亿元不存在,只靠这10万亿元支撑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2007年国家启动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并把审批管理权下放给地方。这些年,全国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法人数量、融资总量均呈现快速增长。凡是非银行金融机构较发达的地方,社会上的高利贷、乱集资就会大大减少。近几年,重庆市批准设立了200多家小贷公司,形成上千亿元信贷余额,极大地压缩了高利贷、地下钱庄的非法生存空间。非银行金融也有弊端,其融资利息普遍比商业银行高出1倍,如果比例过大,整个融资系统也是不健康的。
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关键在于大力推进直接融资体系建设,包括资本市场、债券市场等。因为直接融资的利率低于银行利率,会拉动整个金融系统的利率下降。实际上,直接融资渠道很宽。如IPO上市,除深圳、上海市场外,企业还可以到香港、美国上市。又如债券,重庆支持有信用的企业到银行间市场发行企业债,去年全市120个工商企业获得900亿元低息资金。再如定向增发,去年京东方定向增发很成功。京东方定向增发100亿股,每股2.1元,融资210亿元,再向银行融资120亿,解决了在重庆建厂的巨额资金问题。直接融资还有私募市场、海外市场等许多方式。各类金融机构、企业都应该深刻了解,努力拓宽直接融资渠道,搞活整个金融体系。
宏观上,不仅要“三管齐下”,而且三者比例要适当。当信用较好的企业走直接融资渠道后,自然会减少向银行的信贷规模,引导银行将资金更多投向“三农”、小微企业、高新技术产业等实体经济,也会减少小贷、租赁、信托等较高利率的融资比例。当然,不能说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