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问题给予关注。这一时期,通史性质的撰述仅见张健的《中国文学批评》。此书介绍二十位文论家和一个文学流派的文学观,叙述平实而简略。王金凌的《中国文学理论史》则只写到南北朝。这是一部有着自己的写作特点的文论史。分上下两篇,上篇从上古至汉末,稍涉魏晋。下篇自魏晋至南朝结束,而开头又自汉末起,与上一篇稍为重复以示衔接。各章以所述内容之特点标目,如先秦文学观,标题为《礼文的廻响》;魏晋时期的文学观念叙述,以性质之不同分别标为《清谈映照》、《礼义与才情》、《言意之间》;论《文心雕龙》而标以《儒玄叠璧》等等。此书既论文学理论与批评,也稍涉社会文化背景,如叙魏晋而论及士风之变化与清谈之情形。可看出受文学批评史的传统写法的束缚较少,时见新意而论述稍嫌散漫。徐复观先生曾有撰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计划,且写有部份章节,终因病未能如愿完成。断代史则有张仁青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是书分历史背景、文学创作、文学理论批评三部份。作者之本意,似为重视古文论之社会文化背景,而三部份分论,则未能做到融合无间。断代的研究则有廖蔚卿的《六朝文论》,朱荣智《元代文学批评之研究》,张健《明清文学批评》,吴宏一《清代诗学初探》,龚显宗《明洪建二朝文学理论研究》,邓仕樑《两晋诗论》等。
三
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一学科的研究目的,是一个常常引起研究者关注的问题,有必要在此作一番回顾与反思,来稍为深入的加以探讨。其实,这一问题在学科建立之初,并未受到充份的注意,几乎可以说根本就不成其为问题。初创者们似乎只是模糊的意识到古代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研究对于当代的文学理论会有益处。至于益处何在,并未作深一层的思考。到了本世纪的后半,研究目的在大陆才成了这一学科的一个非常严肃、反反复复提出来讨论的问题。1957年,邹酆发表了《打开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宝库》一文,18 批评了在大学教《文艺学引论》的教师,开口闭口只谈外国的文艺理论家,而不谈我国古代的文学理论遗产。作者在这篇文章里说:“今天,文学研究工作者的重大任务就在于:打开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宝库,从中吸取营养,用以丰富我们新文学的创作。”从作者的口气看,他是带着一种民族自尊的感情来说话的。在文章的末尾,他说:“在蕴藏丰富的文学理论宝库面前,我们的文学研究工作者,还有什么理由妄自菲薄,言不称中国古代,对之报以轻视与回避的眼光?”这一年八月号的《新建设》发表了应杰 安伦的《整理和研究我国古典文艺理论的遗产》,也是批评文艺理论教学和研究中只讲外国而不讲我国古代文学理论遗产的倾向,不过作者把这种现象上升到“教条主义”的高度,这似乎就不只是纯学术的问题了!不过这一次对于古文论的重视没有正常发展下去。接着而来的1958年的大跃进之风,似乎把它引向了一条怪异之途。这一年,茅盾先生出版了他的影响很大的著作《夜读偶记》,19 把我国古代的所有文学,分成了“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两部份,说这两部份的斗争贯穿始终。这种思想在当时影响甚大,可以说在文艺界成了一种思潮。这种思想当然也影响到古文论的研究。古文论研究的开拓者、国学素养深厚如郭绍虞、罗根泽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