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与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对比分析

作家杂志ＷｒｉｔｅｒＭａｇａｚｉｎｅ2009No.2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

萧红与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对比分析

欧芳

摘要萧红与张爱玲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活跃在中国文坛上的女作家。她们都是注重内心感受，执著地把个人体验、直感向着作品投入的作家。她们以自己的生命体验，对女性的命运和生存状态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当文学回归家园，人们展开属于文学自身的思考的时候，萧红和张爱玲这两位曾被时代尘埃掩盖的作家的作品，又重新唤起了读者的兴趣，一时成为海内外研究者研究的热点。关键词：萧红张爱玲女性意识父权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萧红和张爱玲的小说创作，都以自身的女性体验意识来关照整个女性世界，把对女性、人性生存现实的审视纳入

在众多的现代文现代小说的视野，显示出独特的创作个性。

学作品中，我们很少能见到对女性意识现象和人性进行哲理性思索和艺术表现的作品，萧红和张爱玲的作品正是在这方面弥补了现代文学的不足，构建了中国女性写作乃至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种典型。

一女性的悲歌：传统文化阴影下的女性生存悲剧

被鲁迅先生称为“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的萧红，虽然出身于东北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但由于她生活在农村，日常接触的都是农民，固守家园的农民们和他们沉寂愚昧的生活，在萧红脑海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所以她一开始创作就把笔触伸向了农民和农家生活，

菜园、农舍、田野里的一幕幕悲喜剧，讲述发生在故乡麦场、

展示了“九·一八”前后东北农村生活的真实面貌，如《王阿嫂的死》、《生死场》等。她的创作体现了她对故土家园、农民命运的深切思考，表现了她对笔下民俗社会的眷恋和反省的双重矛盾心理。

张爱玲与萧红不同的是，张爱玲出生在上海，在上海度

她过了她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在香港度过了她的青年时代。

曾毫不避讳地表示，《传奇》一书里的各篇人物和故事，大多“各有其本”。比如《金锁记》是以她的太外祖父李鸿章次子李经述一家生活为背景的。她的作品几乎都是以沪港“洋场社会”为背景，以遗老遗少、太太小姐为描写对象，写他们在婚姻和金钱上的勾心斗角和人生梦魔。

二萧红张爱玲小说中女性主题的相似之处１、女性的生存困境──对父权的隐性颠覆

萧红和张爱玲的作品都以女性特有的视角，书写了父权社会中女性生存的不易。这种来自性别的压迫和伤害是女性最根本、最深重的灾难。萧红和张爱玲在作品中描写了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社会最底层的北方劳动妇女以及沪、港等大城市中的女性，她们都生活在父权文化的环境之中，完全没有自身的价值可言。

所不同的是，萧红笔下的女性除了要忍受物质生活极度贫困的折磨外，还要承受来自男性的辱骂和精神上的折磨，即使是在怀孕生育这样的时刻也不例外，而女人们对于这一切似乎己经习以为常，既无怨言也无反抗；张爱玲笔下的女性，虽然不为基本的衣食发愁，但她们仍无独立性可言，她们的灵魂仍然深深地依附于男人，在男女两性关系中，女性始终是从属于男性的。张爱玲不但描绘了女人在经济上的恐慌，而且揭示了她们在心灵上对于男人的依赖：男人可以失去女人，女人却不能失去男人。

２、自甘为奴与畸形的报复──对女性内部世界的思考萧红和张爱玲在展示父权社会中女性的生存困境、对父权社会进行强烈批判的同时，还对女性自身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理性的思考和反省。无可否认，女性的凄惨遭遇与几

千年来的封建礼教和父权文化有着直接的关系，但女性自身也存在着问题。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父权文化中，女性始终处于被统被役使的地位。可悲的是，女性自己又把这种被隶役的治、

状态历史地内在化，使之成为了她们共有的集体无意识，她们面对来自父权社会的残害和虐待早已麻木，甚至对那些不遵守世俗规范的同性，以残忍的方式残害。

三萧红张爱玲小说中女性主题的差异１、书写对象的差异与关照视角的不同

在创作中，萧红和张爱玲都是以纯女性的目光注视着女性，让女性成为文中的观察主体与思维主体，她们的小说，无论是用第一人称还是用第三人称的表述方式，都是以

评判的，都是由女性身份的讲述人在讲女性的视角去观察、

述，女性在话语中都占据了主体地位，但在书写对象和观照视角上，二者则有不同。

文化背景的差异，造成了张爱玲和萧红在对女性命运观照角度上的差异。萧红主要揭示北方农村妇女的生存状态和生命形式，张爱玲则多描写被传统父权文化剥夺了自

沪大都市里中上层家庭的小姐和太太们。萧红我意识的港、

侧重于对女性的身体体验和特殊的生命感受的表现，张爱玲重视对女性心理的矛盾、压抑和自我冲突的深层挖掘。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无论是豪门千金、望族闺秀，还是小家碧玉，她们的灵魂都深深浸润着依附男人的意识。

２、群体杀人团与个体复仇者

萧红与张爱玲从不同的视角关注着女性的生存状态和生存环境。她们在揭示传统文化对女性造成伤害的同时，也没忘记对女性自身存在的问题进行思考。女性一方面遭受来自父权社会的践踏与凌辱，她们对此早已麻木；另一方

“不遵守世俗规范”的比自己更弱小的同性，以残面，对那些

忍的方式残害。这反映在萧红的作品中是“群体杀人团”，而

“个体复仇者”。在张爱玲的笔下则是

萧红自觉地接过了鲁迅“改造民族灵魂”的大旗，以女性作者的细致观察和越轨的笔致，描写着我们民族的沉默的灵魂。她让我们看到在呼兰河边、生死场上，“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尽管她们被殴打、受折磨、遭蹂瞒，最后像“老马走进屠场”似的了却一生，但她们对此却无任何反省。萧红在这里展现的是一片可怕的精神荒漠。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不仅承受着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同时还承受着金钱对人的诱惑，这群女性大多都有一种被扭曲的病态。她们不同于萧红笔下那一群集体无意识性的女性，张爱玲笔下的女性都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可悲的是在遭受来自父权世界的迫害的同时，她们也把这种迫害和痛苦转嫁给了自己的同性，甚至是自己身边最亲的人。

四萧红与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的价值

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作家杂志ＷｒｉｔｅｒＭａｇａｚｉｎｅ2009No.2

从恶梦出发抵达梦魇

—论余华前期小说的表现主义特征——

杜光霞

摘要余华的前期小说通过对疯狂、暴力、绝望和死亡等主题的聚焦，展示了一幅阴郁、冷酷、恐怖、血腥、完全

丧失理性的荒谬世界图景，这正是他把自己对现实世界的“直觉”外化、表现为小说世界的结果，因而具有鲜明的表现主义特征。关键词：余华前期小说冷酷表现主义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崛起于中国文坛的一批先锋小说作家中，余华是比较特殊的一位。从１９８６年的《十八

开始，余华接连写出了一批令人震惊的小说：岁出门远行》

《一九八六年》、《河边的错误》、《现实一种》、《世事如烟》等，直到１９９１年的《在细雨中呼喊》以及稍后的《活着》、《许三

，他的创作风格才发生了一定的转变。余华前期观卖血记》

的这批小说引起了评论界、学术界广泛的关注。但长久以来，这些研究几乎都被导向一个较大、较笼统的范畴———先锋性，从而未能将余华区别于这一时期其他先锋小说家的独特艺术方法更为清晰地凸现出来。

关于“先锋”与否，余华本人有一个有趣的说法：“我一直认为中国的先锋文学其实只是一个借口，它的先锋性很值得怀疑，而且它是在世界范围内先锋文学运动完全结束

我写下这一部分作品的理由，是后产生的。就我个人而言，

我对真实性概念的重新认识。”很明显，作家在对自己的作

“先锋品进行自我界定时，并不是立足于中国文学范围内的１、富有女性作家特质的作品地域风格

南国自有南国的妖娆，北国自有它的神秘与辽远。杏花春雨的江南与冰霜风雪的塞外东北，造就了不同的文化，养育了不同的儿女。我们很难比较地域的优劣，只能感恩于大自然的神奇，感动于不同的书写所带给我们的相似感受。萧红和张爱玲共同爱用的字眼是“荒凉”。

张爱玲文本的意境在华丽和荒凉的转折中，展现了上海的一个个侧面。她的女性，也是属于上海的。张爱玲一生去过日本、加拿大，中国的香港、台湾、杭州、温州、天津等地，创作后期又在美国生活，但一直到１９９５年９月她在美国洛杉矶去世，还是不断地重写着上海。

可以说，上海是张爱玲文学生命的起源和写作场。上海的文化氛围给张爱玲提供了抛弃浮华、冷静审视的外部环境。在传统与现代的最前沿，上海女性的生存处境在张爱玲的书写中完成了一种装置。张爱玲笔下的上海是以女性特有的触觉把握的。

萧红虽也在上海生活过，但她在上海出版的恰恰是描写东北地域的《生死场》，她也因此在上海成为知名作家。相异的创作题材，却都不离出生、生长之地。她们后来没有重回故乡，只有在书写中，她们才一次又一次回到童年的原乡和精神的原乡。

２、在追忆中寻找爱和温暖的精神家园

萧红在香港时期的创作，以博大的人道情怀和情感的内在动力，在追忆文学中寻求爱和温暖的精神家园，消解人生孤独，弥补了主流文学的历史缺憾，显示了文学作为生存本体的言说意义。

而张爱玲用其独特的视角审视着现代人，她独有的悲剧意识让小说中的人物自觉不自觉地沉沦、堕落。中国“五

性”，而是放置于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中来衡量、考虑的。因

此，本文试图通过对余华前期小说的文本解读，结合作家的创作思想和理念，来把握它们的艺术倾向和风格特征。

从内容上看，余华这一时期的小说通过对疯狂、暴力、绝望和死亡等主题的聚焦，展示了一个阴郁、冷酷、恐怖、血完全丧失理性的荒谬世界。《十八岁出门远行》写一个刚腥、

刚成年的男孩第一次出门去“认识外面的世界”，在旅途中遭遇到了一系列匪夷所思的事：他礼貌地请求搭车被粗暴地拒绝，而凶恶地强行上车则遇到友好、亲切的笑容；人们哄抢司机的苹果，司机居然无动于衷，装作没看见；他阻止抢劫被打得遍体鳞伤，司机不仅幸灾乐祸，最后还抢劫了他所有的财产，并和一大群抢劫者一起离开了。

《一九八六年》写一个被文革折磨成疯子的中学历史教师，将自己大学时代曾研究过的各种惨无人道的酷刑，一种一种地实践到了自己身上：先是炮烙，然后割鼻、自宫、锯

割肉……直至死亡；而他的妻子、女儿和整个社会都迫腿、

四”以后的新文学作品，多是将一切冲突指向人与社会制度的对立，作家们认为：黑暗的社会制度是人世间一切不幸的根源，人是不可指责的。而张爱玲提出悲剧根植于人性，不可理喻的人性是肮脏的现实的一部分，因此也是人的一种普遍永恒的处境。这种对人性的认识深刻地反映了作家主观的悲剧意识。

五结论

综观张爱玲和萧红一生的创作，她们是以自己的女性意识来观照父权社会中的女性。但是，她们却以不同的创作态度和创作风格来完成了写作。在某种意义上说，对萧红和张爱玲的比较，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参照系，以便于我们更好地解读其文本，并且在比较的视野中，使我们看到，女性身份并没有妨碍张爱玲和萧红的天才禀赋，却对她们在父权社会的生存造成了“惘惘的威胁”，经济上和精神上的受虐，是两者共同的不幸，更是一个时代的悲哀。所幸的是，她们都共同通过写作的方式完成了自我救赎，在文学的殿堂里，为我们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参考文献：

[1]刘绍铭、梁秉钧、许子东：《再读张爱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

[2]葛浩文：《萧红评传》，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3]黄玉梅：《无法追寻的家园之梦———萧红、丁玲、张爱玲女性意识比较》，《时代文学》（双月版），2007年第3期。作者简介：欧芳，女，1965—，湖南郴州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现代女性文学，工作单位：湖南永州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