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论的发展及其规律

西方文论的发展及其规律

专业班级：汉语言文学1004班 姓名：王亚军 学号：20100001402 摘要:从公元前6 世纪直到20 世纪,西方文论大体上经历了古希腊罗马古典主义———中世纪神秘主义和文艺复兴人文主义——17 世纪新古典主义———18 世纪启蒙主义———德国古典美学的文论———马克思主义、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阶段。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西方文论呈现出一些规律:西方文论的发展受着西方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状况的制约。 西方文论的发展受西方哲学、美学的影响,大体经历了:自然本体论文论———认识论文论——社会本体论文论(精神本体论文论——语言本体论文论) ,在18 世纪形成了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的两大文论思潮的对立,在20 世纪形成了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的两大对立的文论思潮。西方文论的发展还受到文艺的内在构成要素的左右,19 世纪以前西方文论主要是社会和作品的研究,19 - 20 世纪转向作家、艺术家的研究,20 世纪60 年代以后又转向接受者、读者的研究。 西方文论的发展同时还由于人类主体的心理因素的演变而变化发展,大体呈现出由理性到感性,由神学理性到人文理性,由意志到直觉,由显意识到无意识,由全方位到单个心理因素再到多元心理研究。 西方文论的发展与西方文学的发展一样,形成了广义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相辅相成的思潮。

正文：所谓西方文论是指以欧洲为主体的,包括北美的广大地区的文学艺术的理论,是一个与东方文论相对举的概念,它以欧洲的文学理论为主,也兼及一部分有关绘画、音乐等其他艺术的理论形态。

西方文论,一般说来是以西方哲学为基础,通过西方美学,与西方文学艺术的发展相关联、相互促进的。因此,西方文论的发展,必然是以西方哲学和西方美学的演变为其基础,又以西方文学艺术的发展为根据的,同时还与整个西方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变化密切相关。这就规定了西方文论的发展,既不可能远离西方社会的历史变迁,也不可能脱离西方哲学、美学和文学艺术的具体演化嬗变。然而,我们过去却注重于前者而忽略了后者,在西方文论的研究中往往产生了庸俗社会学的和简单化的错误,致使西方文论的具体发展变化的规律未能得到如实的、细致的揭示,成了社会历史一般发展规律的概念化图解。新时期以来中国对于西方文论的研究也随着思想解放的进程而逐步达到了实事求是的境界,这对我们揭示西方文论的发展及其规律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西方文论的发展一般说来可以分为如下几个大的阶段:古希腊罗马的古典主义文论(公元前6 世纪- 公元5 世纪) ——中世纪神秘主义文论和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文论(公元5 - 16 世纪) ———新古典主义文论和启蒙主义文论(17 -18 世纪) ———德国古典美学的文论( 18 世纪末- 19 世纪) ———19 世纪的浪漫主义文论、现实主义文论、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文论、唯美主义和印象主义文论———现代主义文论(20 世纪初- 50 年代) ———后现代主义文论(20 世纪60年代以后) 。西方文论的发展首先是受着西方社会发展的制约。西方文论之源当然主要在古希腊。古希腊以商品经济为主的奴隶制社会给整个社会的文明注入了向外求真的科学精神,也就使古希腊的文论铸就了整个西方文论的向外求真的品格。因此,在文艺的本质上就流行摹仿说,而在伯利克里时代(公元前5 世纪) 所形成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文论就围绕着文艺的真实性问题展开争论,而且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正式创建西方文论学科开始,真实性问题始终成了一个中心问题。直到19 世纪末以后西方社会的转型和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这种态势有所改变。但是,从深层上看,文艺的真实性问题依然是个挥之难去的幽灵,像海德格尔这样的由现代主义转向后现代主义的大师在文论思想上仍然是离不开真实(真理) 的问题。

西方文论的另一个源头是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统治下的欧洲封建社会。这个社会的神学

思想(创世说、原罪说、来世说、赎罪说) 与封建的自然经济和专制政治相结合,给西方文论融入了一种形而上精神,把一切归于唯一的源泉——上帝及其人间的代理(帝王) 或者某一个客观的精神实体。因此,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文论就在中世纪的早期和后期分别占据了主导地位,从此,由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古典主义转向神秘主义,并且直到19 世纪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成为西方文论的两大主潮,都渗透着形而上学的精神和宗教性的追寻。而20 世纪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恰恰就是从反对这种形而上学和宗教性情结,走向日常生活世界和不确定的观念,西方文论也逐步走向多元化、世俗化和平民化。

文艺复兴时代开始西方资本主义逐步兴起,人和自然成为西方文论的中心,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得到同时并举的发展。因此,艺术模仿论转换为艺术镜子说,科学化的文艺理论流行,绘画中的透视理论、人体解剖学,色彩理论,文学中的俗语运用和各民族语言文学的发展以及文学文体和形式的受到重视等等都反映了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对古希腊文论的继承和发展。20 世纪开始的对形式、文体和语言的高度重视所形成的现代主义的形式主义文论、结构主义文论以及后现代主义的语言学转向的各种文论,应该说都与文艺复兴的西方文论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

17 世纪和18 世纪是欧洲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时期。17 世纪封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妥协所形成的中央集权的封建政体的最后兴旺形成了新古典主义的文艺繁荣,同时造就了理性主义和规范化的新古典主义文论。这种文论把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古典主义文论,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和贺拉斯的古典主义文论加以理性化、条理化、规范化,最终导致了僵化。随着反封建斗争的展开,启蒙主义文论也就兴起,要求打破新古典主义文论的僵化,孕育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两大文艺思潮及其文论。启蒙主义文论充满着矛盾斗争,不仅有反对新古典主义的斗争,还有大陆理性主义与英国经验主义的矛盾冲突。这种现实冲突的反映最终在德国古典哲学、美学和文论之中得到了调和。

德国古典哲学、美学和文论是18 世纪末至19 世纪中德国社会的产物,充分显示了德国市民的知识分子以精神的和理论的形态对待法国大革命和整个欧洲大动荡的既爱又怕的心态。因此,它一方面充满了调和理性和感性等矛盾的意向,另一方面又构筑了以唯心主义为主流的康德、席勒、歌德和黑格尔的体系,同时,它也达到了古典形态文论的最高峰,当然也孕育着对古典形态进行现代突破的契机。这样就必然地于19 世纪中,继承和反对以黑格尔的体系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美学、文论的基础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俄国革命民主和西方现代主义的哲学、美学和文论。

马克思主义文论是整个社会及其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革命性变革的产物,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实践本体论、实践认识论、实践辩证法、实践价值论) 或称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给西方文论确立了崭新的发展方向,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在文艺和文论方面确定了地位,同时也对整个西方文论,特别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自身也不断与时俱进,产生了具有各种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

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文论既是俄国社会革命的一面镜子,又是对德国古典美学的文论的批判和继承。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都是以批判黑格尔为出发点,而车尔尼雪夫斯基则是费尔巴哈人本学的唯物主义美学和文论的继承者。他们都以当时俄国的文学艺术上的批判现实主义为依托,充分发展和发挥了现实主义文论,并对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论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西方现代主义文论是20 世纪上半叶社会走向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产物,也是19 世纪西方文艺和文论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为主潮的发展态势的进一步发展。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危机,人的异化状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峙和斗争,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都在西方现代主义文论之中反映出来,其表现形态林林总总,千姿百态,但又可大致归结为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思潮。它从总体上以反传统、非理性和重形式为主要特征,为

后现代主义的进一步反传统和语言学转向作了准备。

20 世纪60 年代以后,西方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或叫后期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社会兴起了后现代主义思潮,也产生了相应的后现代主义文论。后现代主义文论进一步反对古典的传统,否定“宏大叙事”,反对形而上学,反对本质主义、普遍主义,突出差异性、个别性和不确定性,反映了社会生活及其文艺的多元发展和不确定意义。后现代主义文论主要表现为存在主义、解释学、接受美学、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等等复杂的多元共存的形态。

西方文论不仅直接或间接地受到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制约,而且更直接地受到哲学和美学的影响。

从哲学的发展大势来看,从公元前6 世纪古希腊哲学开始直到16 世纪文艺复兴结束,哲学以探讨世界(宇宙) 的本原和本体为主,形成了所谓自然本体论哲学,在这个哲学基础之上产生了自然本体论的美学和文论。它以探讨客体的存在及其根据为主,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体系,在文论上就是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理念论的影子真实论与四因论的摹仿真实论为相互对立和相互交替为主要线索,经过了古希腊罗马古典主义、中世纪神秘主义、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等具体发展阶段。

到16 世纪至17 世纪之交,自然本体论遭到了怀疑,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哲学家怀疑人类认识自然本体的能力,提出“我思故我在”的口号,把自然本体论的基础移到了认识论的__基础之上,产生了哲学上的认识论转向,认识论问题成了哲学研究的中心和基础。这个转向过程一直持续到18 世纪末的康德哲学,到黑格尔哲学中形成了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学的统一的哲学体系,达到了西方古典哲学的高峰。认识论哲学又滋生出认识论的美学和文论。它们以人的主体及其认识(包括某些心理) 为主要研究对象,在文论上就把古希腊自然本体论的模仿说转化为认识论的镜子说和再现说,为现实主义文艺和文论乃至自然主义文艺和文论的发展奠定了哲学和美学基础,作家的生平研究,审美欣赏的某些心理因素的研究也逐步深入、具体,无论是大陆理性派和英国经验派,抑或德国古典美学,都对文艺的主体日益加强了重视,想象和天才的研究得到了大力张扬,对浪漫主义文艺和文论的发生发展有着直接的推动。

19 世纪中至20 世纪初,西方的哲学由认识论向社会本体论转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自称为“实践唯物主义者”,创立了实践本体论。车尔尼雪夫斯基继承费尔巴哈的人类学本体论,西方现代主义者们则以各种人类精神为本体,创立了唯意志主义、直觉主义、生命哲学等精神本体论,精神本体论的美学和文论则高扬意志(叔本华、尼采) 、直觉(柏格森、克罗齐) 、生命(狄尔秦、奥伊肯) 、情感(科林伍德,苏珊·朗格) 和无意识(弗洛伊德,荣格) ,以这些人类精神来界定文艺的本质、特征和构成等重大问题,并总结了现代主义各种文艺思潮,也推动了这些思潮的发展。这一时期的文论以表现说代替再现论(模仿说) ,以生命和意识的本体或者形式的本体代替认识的主体性研究,形成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的两大思潮。马克思主义文论却由于与西方现代主义文论的对立,反而独立地强调了反映论文论,却也导致了某些由政治影响带来的危机。

20 世纪60 年代以后,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危机,哲学上产生了语言学转向,从分析哲学(维特根斯坦) 、海德格尔的后期思想中产生了语言本体论思想,诸如“, 语言是认识的边界”(维特根斯坦) “, 语言是存在的家园”“语言是被理解的存在”(伽达默尔) 等命题广泛流传,文本和意义成为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文学和叙事成为哲学的延续,哲学泛化到文学和艺术;同时,语言、文本、文体、结构和符号的研究成为文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当然,人类本体论的研究也并未完全消失,以法兰克福学派(哈贝马斯) 和新马克思主义(杰姆逊)为主要力量,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的文论在语言研究的同时,也有回归社会、历史和人类的新趋势。后现代主义的多元发展态势日益扩大,然而,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思潮在发展的同时也日益趋向融合,一些新兴的文艺学学科的产生,如艺术人类学、生态文艺学等,

正好反映了这种综合趋向。

此外,西方文论的发展也受制约于文艺的内部构成的变化。一般来说,文艺的构成要素主要是社会、作家(艺术家) 、作品和阅读者(接受者) 。这4 方面的主要的文艺构成要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受注意和研究的程度有所侧重,从而也相应地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文论研究和文论体系。

在古希腊罗马文论到启蒙主义文论之前,自然本体论和摹仿说使文论家主要注重研究对象本身,因此,社会历史和艺术作品的研究比较受到重视。启蒙主义文论以后,特别是19 世纪到20 世纪上半期认识论和表现论的逐步兴起,作家(艺术家) 的主体性研究,包括传记性研究就形成了文论的主要方面,弗洛伊德学说和人类学本体论的流行,使得作者的主体性研究大行其道,一些文学史、文艺史,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史、文艺史的编撰,都突出了作家、艺术家本人的经历、个性、人格等方面的研究,也出现了许多优秀成果。

20 世纪上半期随着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广泛流传,社会历史的文论研究曾经成为西方文论中一股不可忽视的思潮,尤其以现实主义、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文论为最突出的代表,它们与苏联、东欧和我国的文论研究中的马列文论共同占据了世界文论的主要地位。

20 世纪60 年代以后,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生产和消费理论、解释学美学、语言和话语理论等共同影响下,当时的联邦德国兴起了以研究阅读者和接受者为主要倾向的接受美学及其文论研究。这种接受美学思潮很快由欧洲传到美洲,又形成了读者反应理论。文学研究的重点由社会、艺术家、作品转到了读者。当然这种研究存在着极大的困难,它的研究对象的复杂性、流动性和不确立性,使得这种研究很难有可操作性,因而具有科学性的成果至今很少,故而,人们的研究又不得不回到了社会及其历史,这就产生了反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的文论研究。

在20 世纪整整100 年的历史中,由于语言学转向,对于社会研究和作家研究的逆反心理式的反抗等原因的影响下,艺术作品的研究成为科学主义文论研究的主要方面,20 世纪20 年代盛行的俄国形式主义美学的文论,英美新批评流行于20 世纪30 - 50 年代,英国“有意味的形式”论的文论,法国叙事学、结构主义神话研究和符号学文论等等,一直影响到后现代主义的美学和文论,成为文论研究中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和思潮。当然,同样也由于形式主义之类文化研究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反现代主义的解构主义、反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和女性主义等文论又由艺术作品的封闭研究转向了社会历史,而文化批评的文论或跨文化的文论研究则明显显出把这4 个主要因素综合起来进行研究的趋向,这应该是文化研究的文论的一个优长之处。不过,文学和艺术的自律本性却不能消失在文化的必律性之中,否则,文论研究又会重新开始分割式的研究。这是我们研究西方文论发展及其规律的一个重要借鉴。

还有,文论研究也受到文学艺术主体的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像人类主体的理性与感性、意识和无意识、认识和情感、意志和认识、意志和情感、功利目的和无功利目的、自觉性与非自觉性、理性与非理性等,都会影响到文论研究的性质和特征。从西方文论的发展来看,古希腊罗马时代的文论是一种全方位性的,关注了各方面的主体因素,强调这些因素的统一和谐。到了中世纪文论强调的是神学的理性和意志,压制感性和情感。文艺复兴时代又高扬了人的感性和情感,人文主义文论反对中世纪的神秘主义文论。新古典主义的17世纪和启蒙主义的18 世纪又高扬了感性经验,而且它们共同地强调着认识的因素,而英国经验主义文论孕育着英国浪漫主义,强调想象和感情,法国启蒙主义文论强调认识因素的一面孕育着浪漫主义。

20 世纪现代主义文论之所以形成了唯意志主义、直觉主义、生命体验诗学、无意识文论、神话——原型批评、情感形式说和超现实主义文论等不同的文论,就是因为它们各自强调了文学构成的主体因素的不同方面。20 世纪后半期的后现代主义中的后精神分析文论和欲望哲学文论等,都是把人的主体意志因素作为突出强调,并使之与语言分析结合起来,形成了独特的文论体系。

最后还要指出一条西方文论的发展规律,那就是,与西方文学的发展密切相关,西方文论的发展的确贯穿着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两大主潮。粗略地说,柏拉图是浪漫主义文论的始祖,他的理念就是对理想的概念化;亚里士多德是现实主义文论的鼻祖,他的模仿真实论为现实主义文论奠定了基础。大致说来,西方文论的浪漫主义思潮有这么个序列:柏拉图———普罗丁———郎吉弩斯——奥古斯丁———但丁———卢梭———雨果———拜伦、雪莱———华兹华斯、科勒律治———康德、赫尔德、青年歌德、青年席勒、费希特、谢林———海涅———波德莱尔、马拉美、魏尔伦———叔本华、尼采———马尔库塞、阿尔多诺———德里达———福柯;现实主义文论思潮大致有这么个序列:亚里士多德———贺拉斯———托马斯·阿奎那———莎士比亚、达·芬奇———狄德罗———巴尔扎克———左拉———斯达尔夫人———秦纳———马克思、列宁———卢卡奇———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尧斯———杰姆逊。我们这里仅仅是非常粗略地,从主导方面的划分,一些具体细节方面还可以进行细致研究。但是,西方文论的这两大对立主潮的发展态势倒是无可否认的。不过,我们以前把这两大思潮的模式横向移置到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论史的发展,那是不十分妥贴的,有削足适履之嫌。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个模式不适合于中国文学和中国文论的实际,而完全否定西方文论的这种发展模式和发展规律。这个发展规律和发展模式应该说特别适合于20 世纪初以前的西方文论发展实际。

我们从西方文论的发展脉络中总结出这些规律,是为了帮助学习西方文论的入门者更好地理解西方文论本身,并能主动地进一步思考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把零星的知识和散在的现象整合成系统的智慧和实质的体系,构成我们研究中国文论的可靠的参照系。

学习西方文论不仅在于让我们了解了西方文论的内涵和发展历程，而且有助于我们从自觉的高度了解西方文学。通过西方文论的学习研究，我们也可以用世界的眼光看待本民族的文论遗产。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对我们的当代文论建设具有启发性，有利于我们借鉴西方文论，并以西方文论为坐标建构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文论。这具体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学习西方文论，有利于我们深入了解西方文学的具体实践，并且可以上升到自觉的高度。一个时代的文艺现象、艺术趣味、审美风尚，常常反映在该时代的理论倡导和艺术总结的理论形态中。文学从散漫的、不自觉的创作，即无目的的游戏进入到自觉地把文学当作人类精神文明建设的系统工作来做，进行理论归纳和有意识、有计划、有目的的设计和安排是非常必要的。有些理论著作就是作家自己的主张和感想，读这些作家的理论著作，了解他们的想法，更有助于了解他们的作品。比如爱尔兰诗人和文学理论家叶芝，他的象征主义理论就是他的诗歌创作经验的总结，我们读了他的象征主义诗歌理论再来读他的《钟楼》、《盘旋的楼梯》等诗集，就更容易把握住其中的思想和技巧。因此，通过对西方文论尤其是一些作家文学创作经验总结的学习，可以让我们更好地领会西方文学作品的内涵，把我们对西方文学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其次，学习西方文论，有利于我们深入了解西方文学观念的历史源流。我们今天的许多文学观念、评价方式，反映了千百年来人们对文学思考和创造的意识。要正确看待这些文学传统，准确理解西方文论的遗产，就必须先了解西方文论的史的脉络。西方历代文论给我们留下了当代文学观念和文学主张的活档案。西方文学由神话到史诗，强调摹仿说，这与西方的宗教传统是联系在一起的。原始的文学艺术、悲剧作品是祭祀天神的作品，这些作品常常摹仿天神的生活场景。但是天神不可见，只能以人间的人事来揣度，于是形成神话、悲剧和英雄史诗，以此记录上古史，摹仿就形成了传统。这对西方的文学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明白这个就不能明白摹仿说在西方文论中的重要地位。

第三，学习西方文论，有利于我们了解中西文论的共同规律，把握东西方文论交流的过程。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传统一样，其范畴与中国哲学范畴也是紧密相通的。中国古代

文论家深受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同西方文论一样，中国文论也将文学放在宇宙自然、社会历史和人类精神的整个世界中加以考察。因此，学习研究西方文论可以为我们以开放的姿态消化和吸纳西方优秀文论遗产搭建平台，也可以让我们了解西方文论对东方文论的吸收。这是一个双相互动、共同促进的过程。庞德和休姆的意象主义诗论就是他们对中国古代意象理论进行吸收改造的结果。随着中国文论自觉意识的增强和理论体系的完备，中西文论的交流还会继续深入下去。因此，我们学习西方文论，可以更好地把握这一互动交流的发展趋势及其规律。

第四，学习西方文论，有助于我们借鉴和汲取西方文论的精华。在中国的现代教育体系中，文学理论主要是先由西方引入，再进行自己的文论建设和中国古代文论史的研究的。所以早期的中国古代文论史和文学理论史以西方文论为参照坐标建立起来的。想要了解中国现代文论的发展史，必须先了解西方文论史。同时，中国古近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在研究方法和批评方法上，基本上也是参照西方文论的。诸如对文学发展脉络变迁的梳理、人物的分析、艺术特色的分析等等，大都自觉、不自觉地以西方文论为理论工具。此外，中国传统文论历来就有吸收外来文化范畴的传统，比如佛教东来以后，其理论范畴为意境说、境界说的产生提供了思想基础和思维方法，中国历代文论家都注重从外来思想中吸取营养以丰富本民族文论，如王维、王昌龄对佛教的吸收，王国维对叔本华思想的吸收，等等。西方文论的引进、消化、吸收和运用，是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中国文论终究要走向世界，与国际接轨。我们只有了解和研究西方文论，知己知彼，才能知道中国古代文论的传统和特色，才能看到动西方文论的差距，才能学到西方文论有价值的内容，少走弯路，为世界文论的发展做出贡献。

当然，过去在借鉴西方文论的时候，也曾经存在过机械的用和挪用的现象，以西方文论解释中国文论，以西方文论的意识消解中国文论的意识，如用西方文论的范畴、概念和逻辑体系架构中国文论，阐释中国文论的概念和范畴，对西方文论方法论的普遍性的兴趣超过了对文论本身的思考。在当代文论的研究中，我们需要坚守中国文论的主体性立场，借鉴西方文论的思想方法，继承中国古代文论的传统，立足中国当代文学的实际来从事当代文论建设，而不能生搬硬套西方的文学理论。

总之，我们当下对待西方文论的态度是，既不能一概排斥，也不能盲目崇拜。我们要把西方文论西方文学实践背景下的产物看成人类文学实践的重要总结，看成中国已有文论的重要补充，看成在范畴体系、思想方法有重要成就和启发性的榜样，这样才能有利于我们深刻了解西方文学，有利于我们当代的中国文论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