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边缘区乡村旅游地经济重构_开放的村落和被消费的乡村_王瑗

大城市边缘区乡村旅游地经济重构

大城市边缘区乡村旅游地经济重构

———开放的村落和被消费的乡村

王

瑗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研究所，四川成都６１００７１）

摘要：大城市边缘区乡村旅游地的兴起和发展是当前中国城市推进统筹城乡战略进程中出现的一种实践产物。旅游

经济顺应大城市休闲消费经济发展，以一种新兴的姿态切入乡村，打破了传统乡村的封闭格局，并形成一条充满活力的经济线索将乡村土地、产业、社会和自然文化景观等要素串联成一部拉动地区发展的巨大机器，不仅促进了乡村产业结构转—三型和经济增长，更被主动地运用成为统筹城乡的战略手段。本文选择成都统筹城乡建设中最具代表性的乡村旅游地——圣花乡作为研究案例，从经济视角出发，通过观察其乡村旅游经济发展前后的经济格局和产业结构变化，分析旅游经济注入对乡村经济重构的作用，及其在促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战略意义。

关键词：大城市边缘区；乡村旅游地；经济重构；统筹城乡中图分类号：Ｆ２９９．２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２９２Ｘ（２０１３）１０－０１１１－０６

RuralTouristDestination'EconomicRestructuringinUrbanFringe

———TheOpenandConsumedCountry

WANGYuan

（RegionalEconomyinSichuanProvinceAcademyofSocialSciences，ChengduSichuan610071，China）

Abstract：http://plyingwiththegrowthofcentralcities'leisureconsumption，tourismeconomyembedsinurbanfringeruralareasandbreakstheblockednativemarket.Tourismstartscombiningandrestru-cturingrurallandspace，industry，society，naturalsceneandculture.Itnotonlypromotestheupgradingofanindustrialstructureandeconomygrowth，butalsobeinitiativelyappliedbylocalgovernmentasapositivestrategicwayofintegratingurbanandruralarea.ThispaperworksonSanshengruraltouristdestinationasatypicalcaseinChengdu'surbanization.Fromaneconomicperspective，wefocusedonstudyinghowtourismaffectstheruralarea'seconomyreconstructionandacceleratingitsurbanizationprocess，byobservingthetransformationofSansheng'seconomicpatternandindustrialstructureaftertheembeddingoftourismeconomy.

Keywords：Urbanfringe；Ruraltouristdestination；Industrialreconstruction；Integrationofurbanandruralareas

一、经济边界的开放和传统村落的解体

在关于什么是乡土中国的基本研究单位的争论上，“村落派”和“集市派”是颇具代表性的两大阵营。“村落派”倾向于假设乡土社会是相对封闭的，构成村庄共同体的社会边界、文化边界、行政边界、自然边界和经济边界基本上是重合的。因此，在一个

主要由地缘、血缘关系结成的“孤立封闭的社区发展模式”里，乡村经济也深深嵌入其社会文化结构，长期维持着一种自给自足，缺乏与外界联系的封闭经济系统。农民的生产、生活、交易，甚至是农闲消费都局限在一个村落共同体的内部不断地循环往复。“集市派”则假设村落并不是封闭的，它的地域边界并不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５－２７

作者简介：王瑗（1981-），女，山东潍坊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旅游规划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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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１０期

成都城市未来的发展必然需要跳出当前的地域局限，向外部更广阔的区域寻求拓展的空间，进行更科学的资源配置和功能布局。２００７年６月７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批准重庆市和成都市员会下发了《

》，自此，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的通知成都走上了改革的前台。这为城市化进程最前沿的边缘区地带（尤其是乡村）带来了更多未知的变化和实践的机遇。在这里进行的创造和演变将成为全国改革关注的焦点和参考借鉴的样本。

成都周边众多的乡村旅游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日渐兴起并发展壮大的。早在上世纪８０年代，成都的乡村旅游就便以“农家乐”的形式萌芽于郫县的农科村。这是一种农户依托自身花圃庭院从事休闲餐饮等接待活动的自发性经营行为。这种经营方式所产生的良好经济效益使其迅速在成都周边乡村推广开来，于是在９０年代中后期成都“农家乐”模式的乡村旅游得到了快速发展。而乡村旅游走上正轨规模化经营阶段还是在２００３年以后，以成都锦江区三圣花乡的成功打造为代表，实现了乡村旅游向规范化、规模化、品牌化的跨越式发展。同一时期，龙泉驿区兴龙镇、都江堰青城镇、郫县友爱乡等都纷纷走上了品牌正轨。化经营的模式，被国家授予“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三圣乡更是在２００６年先后被评为“国家ＡＡＡＡ级旅游风景区”，“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全国首批农业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和“全国统筹城乡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示范点”。乡村旅游的意义已经从农民的经济增收途径，上升到了引导农村产业结构转型，实现农村现代化，建立新型乡村，以及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战略意义高度。乡村旅游创建了一种以非工业化路径推动乡村向城市过渡的新型乡村发展模式。这种城市化的演变不仅是乡村顺应外部环境逐步转变的过程，在更大程度上，也是乡村以旅游经济发展为契机对自身空间、社会、文化等方面进行主动重构的结果。乡村旅游对于当前城市边缘区的乡村而言，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新兴经济的自然萌发，而是被主动地运用成为统筹城乡的战略手段。

本文选择成都统筹城乡建设中最具代表性的乡村旅游地———三圣花乡作为研究案例，从经济视角出发，通过观察其乡村旅游经济发展前后的经济格局和产业结构变化，分析旅游经济注入对乡村经济重构的作用，及其在促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战略意义。

三、乡村旅游地经济重构：开放的经济格局和被消费的乡村

是经济社会联系网络的边界；村落也不是孤立的，它与一个宏大的市场网络联系在一起。其中最著名的是施坚雅（Ｇ．Ｗ．Ｓｋｉｎｎｅｒ）在《中国农村的市场与社会结构》中，提出中国农村研究的基础单位不能局限于村落划定的地域边界，要注重研究农村经济社会关系的网络，而这个网络的中心，就是农村的集市（市场）。施坚雅的研究超越了一个村庄共同体的地域边界，而立足于乡村的基层市场共同体将乡村的研究单位扩展到了以区域为研究单位的视角。在他的分析框架里，从城市的市场到农村的集市，是一个层级联结的结构，只有弄清村落与城市的关系密度，才能准确理解特定村落的社会位置。

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剧，传统村庄的边界尤其是城市边缘区的村庄边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本重合的村庄边界正在不断地分化。而传统边界产生分化迈出的第一步通常是经济边界的开放。虽然，传统村落的解体未必一定存在“普遍性”的次序，但从村落经济边界开放再到自然边界、行政边界、文化边界和社会边界开放的秩序，在一般经验感知和理性思考的层面，这应该是一个“基本的”和“自然的”次序。如今，城市化进程所激发的前所未有的市场力量正在以一股强烈的势头打破传统乡村场域内各种资本力量的平衡。市场经济的力量超越了传统村落中以血缘、地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资本结构，开始重新确立着各种资本力量的地位，并重组掌握这些资本的人群和权益。传统的村落社区边界，即以血缘、地缘关系为基础的村落共同体、以土地所属为依据的村界、以行政关系制约下的村组织行政界限，都无法再限制村落经济的扩展边疆。传统封闭孤立的村落集市开始向着外部更加开放的经济系统迈进。如果我们将乡村和城市视为两个具有物质形态的空间，那么推动这两个空间相互连接，相互作用并逐渐演变的核心动力则是涌动在其中的经济力量。正如顾朝林所说，城市经济的发展是城市边缘区空间结构演化的根本因素。集聚和扩散是生产力运动的客观要求，也是区域空间结构重组的内在机制。经济的重构形成了促进物质空间“活动”重要的经济流。

二、统筹城乡战略和乡村旅游经济

２１世纪初的成都走在了中国统筹城乡建设的前列。从２００３年起便从解决“三农”问题入手，深入实施统筹城乡，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成都是大城市带大农村。农村是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重点和难点，同时也是发展的机遇。成都中心城区的人口密度、单位面积土地开发承载力度都已基本达到极限，城市人口的生存空间、产业发展空间、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都已极为有限。··１１２

1.20世纪70年代前的三圣乡：传统粮农经济下的村落集市

大城市边缘区乡村旅游地经济重构

上世纪７０年代的成都市的市区范围基本上还局限在一环路之内，尽管同时期成都东郊工业区已经集中了一大批当时国内最先进的工业企业，成为中国重要的电子、机械、精密仪器的生产基地。但是严重的城乡二元分化使得距离中心城区仅一、二十公里的三圣乡和城市形成了同一个时空下截然不同的两种物质生活方式。一方面落后的交通和昂贵的运费限制了农村向城市输送粮食市场的再扩大；另一方面来自于当时人民公社时期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和分配体制带来的制约。人民公社时期采取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使得农村的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比例失调。然而高速行进的工业化却并没有吸纳农民，使农村中积累了相当数量的剩余劳动力。广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被排斥在工业大军行列之外，其结果是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有限的耕地和单一的粮食生产项目上，忍受着隐形失业和生活贫困化的痛苦。这一时期在国家采取的严格限制农村居民流向城镇的户籍制度的约束下，中国农村社会一个最显著的特征便是僵硬的身份壁垒和极低的社会流动率。国家禁止农户向城市自由迁居，严格限制农民异地活动。不仅城乡之间的界限难以逾越，就是农村的不同社区之间，这种身份壁垒也是长期存在的。其次，在公社化的严密组织下，也禁止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民只能生产粮食，自留地、饲料地不准搞“五秧”等商品生产；限制农民家庭饲养家禽数量；社员不可以出门做生意等。这些极“左”的东西，严重地阻碍了农村多种经营和家庭副业的发展，影响了农民的经济收入和生活的改善。在这一时期，乡村和城市之间的物资、技术、人员和资金等流通被严重切分开来。对于江家堰村的农民来说，“城市的生活与他们的距离比空间距离还要远得多。”受到特定经济发展阶段和特殊经济体制的制约，三圣乡仍然保持着传统农业村落所具有的狭小闭塞的环境。尽管乡村仍然承担着保证成都蔬菜和副食品供应的功能，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城乡分治的市政体制。城乡之间缺乏符合经济规律的真正意义上的经济交流。农村得不到城市在技术、资金、人才方面的有效支持。乡村和城市被政策的刀刃无视内在的需求硬生生地剖成两个看似分离的个体。在这种环境里，以土地为媒介的地缘性社会资本，以“血缘共同体”为纽带的社会资本，以及以习惯、习俗、传统道德和宗法制度为重要规范的“传统血缘依附型”社会资本使乡村呈现偶然的闭合状态，乡村的生产和生活都局限在狭小的乡村疆域空间里。

历史性的转折出现在１９７８年，随着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一纸“大包干”契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潮涌中国农村。这场发轫于农村的全面改革使农业的生产经营方式和农村的社会管理体制在逐步探索中创造出崭新的模式，极大的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获得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责、权、利的紧密结合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根本上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实现了农业经济持续发展。除生产经营自主权外，也给了农民经营非农产业的自主权。农民开始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他们开始利用农业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的显著差别，发展家庭副业，大搞多种经营，就地或进城务工经商办企业。而同一时期，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国民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成都城市化进程开始步入正轨，进入持续稳步发展的时期。城市实体空间地域扩张迅速，１９８０年成都中心城区建成区面积为６０平方公里，１９９０年达到７４．４平方公里，１９９５年达到１２９平方公里，１９９９年超过２００平方公里。非农人口比重加速提升，１９８０年全市非农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２３．３５％，１９９０年达到２７．３０％，１９９５年达到３０．９７％，２０００年达到３４．１３％。城市规模的扩张和非农人口向中心城区的聚集增大了城市的物资尤其是食品需求，同时也为城郊乡村的发展带来了机遇。１９８３年成都市与温江地区合并，实现市管县体制，成都的市制由城乡分治的城市型行政建制转变为城乡合治的广域型行政建制。大城市带大郊区的格局形成，市管县体制使城乡关系在体制上开始发生变化，为成都统筹城乡发展提供了体制保证。早在８０年代初期，成都市委、市政府就针对城市“吃菜难”、“吃果难”、“吃奶难”、“吃鱼难”等问题鼓励大力发展城郊型农业。１９８２年１月２９日，中共成都市委、成都市人民政府发出《关于进一步搞好蔬菜生产和供应的指示》，要求各地认真贯彻执行“城市近郊区农业生产以菜为主”的方针。于是从８０年代初开始，三圣乡如同成都平原其它的乡村一样，在城市蔬菜及其他副食品需求扩张，以及政策体制改革的激励下，开始调整种植业结构，从传统的种粮改为种菜。尽管从种粮到种菜，只有一字之差，但这确意味着乡村经济开始从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向商品性农业转变。种田不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消费，而是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是为了出售农产品而进行生产。由于农产品商品率极大提高，村民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便与市场密切相关。市场上蔬菜供求关系的变动，某些蔬菜行情的涨跌，都会直接影响到村民收入的增减，会牵动村民最敏感的神经。这就迫使村民必须高度关注市场，研究市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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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三圣乡：城郊农业经济下的开放格局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１０期

的，而与特定农场（或地块）与中心城市（农产品消费市场）的远近密切相关；农业经营规模，也与距离密切相关，增加投入必须使价格与边际成本之差能偿付追加的成本与运费。他初步阐明了地租与距离是负相关的，可以想像从中心城市向外围平面延伸，随着可耕地与市场距离的不断增大，可耕地的地租是不断下降的，这样便可形成一个个以城市为中心的同心圆环，半径距离小的环上土地昂贵，宜种植运输成本小或单位面积产值高的作物，而半径距离大的环上则种植土地密集型或运输成本大的作物。大城市周围农业的圈层结构是土地的高价利用排斥低价利用的结果。

于是，到了９０年代后期，一种新兴的农业经济方式在三圣乡的土地上兴起了，那就是花卉经济。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成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速，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相应地带动了城市消费力的提升，以及多元化、品质化的提升。鲜花和盆栽花卉开始在市场上走俏，尤其是企业和家庭的花卉租赁业尤为火爆。三圣乡及时把握这一市场消费的需求向花卉经济转型。如果说８０年代三圣乡的蔬菜经济仍然呈现出自给自足向商品化过渡的特征，那么９０年代后的以城市消费市场为导向，以出口创汇为目的，以批量化生产为特征的花卉经济则基本完成了三圣乡农业向商品化农业经济的转型。随着农业经济方式的转型，１９９７年后，多成分资金，包括外资、合资、国营、集体、个人等外部资金开始突破乡村经济壁垒投入到当地花卉业。花卉产业的经营主体开始从本地自发零星的花卉种植专业户逐步向有组织、有规模的专业化花卉生产企业、生产协会转变。例如１９９６年，红砂村将１００亩土地以出租形式入股，引进世界知名的花卉种植巨头美国维生公司进行集约化、规模化生产经营。一批专业化协会、龙头公司、专业化交易市场的建立不仅为三圣乡注入了强有力的外部资金和先进技术、理念，同时也为乡村产地和城市消费市场之间的沟通贸易搭建了更好的平台。随着花卉产业链条的日趋成熟，三圣乡花卉除毗邻的成都市场外，还远销到全国１８个大中城市，具备了市场空运、包装、园林美化配套、植物检疫服务功能，市场成为全国六大信息网点之一，并力争向国际市场拓展。同时，成都城市向东、向南发展的格局也加速了交通等城市基础设施向三圣乡的转移，使三圣乡与城市的连接更为紧密。

自上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开始的花卉经济增长实质上是三圣乡从城郊农业向都市型农业经济转型的过程。都市农业脱胎于城郊农业，是现代农业的一种高级形式。与城郊农业相比较，都市农业（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

会按照商品生产的规律办事。其实，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以后，农民就已经不再是土地上单纯的生产者，而是兼有生产和销售两种职能的经营者。

一场以家庭联产承包制为契机的改革将三圣乡的农业经济从传统落后的自然经济状态中走出来。农村以家庭或个人为代表开始逐步突破传统封闭孤立且低收益的传统村落集市，他们勇敢地迈出了村庄的地域边界，开始积极建立自身与外部市场的联系。乡村农业经济向城郊农业经济的转型使其向开放型经济转型迈出了第一步。然而这一时期的三圣乡农业在一定程度上还停留在由自给农业向商品农业过渡的阶段，具有“半自给、兼业化”的特征。半自给，就是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并存；兼业化就是小而全、多品种、小批量。其结果不仅难以形成经营规模和竞争优势，而且直接影响整个农业市场化的进程。此外，由于蔬菜交易市场仍然位于中心城区附近，城乡间交通的落后也严重制约了蔬菜等产品向城市的运输。这一时期三圣乡与城市之间的联系仍然以乡村向城市的单向物资输出为主。城市向农村的资金、物资和人员输入则相对有限，城市对周边区域的牵引和带动作用不明显。

3.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21世纪初期：都市农业经济下的全方位开放格局

凸显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的“三农”问题也同样发生在了三圣乡，其核心是农民增收困难。农业“过密化”或“内卷化”的现象开始日趋明显，即由于耕地紧张的限制，农业无法向外扩展成规模经营，从而获得规模收益，于是转而向内发展，加大土地单位的人力、物力投入，所以虽然土地单位面积的产出不断提高，但由于人口增长，土地的人均收益反而是下降的。这种“过密化”，实际上是有增长而无进展。再加上９０年代后期农业经济的发展导致粮食市场供需逐步平衡甚至出现剩余，相对单一的农产品结构开始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农产品市场的价格也开始迅速下跌。在这种境况下，三圣乡面临着调整农业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的选择。不同于城市化进程中城郊乡村通常历经的工业化模式，三圣乡受制于成都１９８区域城市通风口规划的限制，限制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再加上三圣乡一直缺乏优势性工业，因此以工业化促进乡村城镇化的途径并未发生。三圣乡只能继续在农业增长方式上寻求出路。

德国农业地理学家屠能（ＶｏｎＴｈｕｎｅｎ）针对德国农业开始向大型化商品化过渡时期的经营模式和产业化问题提出了著名的“屠能圈”农业区位论。他认为农场种植什么作物获利最大，主要不是由自然条件决定··１１４

大城市边缘区乡村旅游地经济重构

Ｃｉｔｙ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在地域上更接近于城市空间，多位于城乡边界模糊地区（即城市边缘区）的农业。在内涵和特征上，都市农业的产业结构更加高度市场化，生产方式更加集约化，经营形式更加产业链化，生产手段更高科技化，更强调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经济、社会三效益的统一。以花卉为特色的都市型农业经济突破了产品单向交流开放的城郊农业模式，而转为整个产业与城市经济发生关联。乡村与外部城市消费市场不但在产品交易上，而且在人员、资金、技术、信息以及交通等基础生产生活设施上逐步融合，交互开放。农业经济进入了全方位开放的格局。城市外部力量对乡村内部经济的渗透力和影响带动力日趋强烈。三圣乡农业经济彻底冲破了地缘、血缘的疆域限制，以花为媒介将乡村市场的触角延伸到成都乃至全国及国际消费市场。

为代表的三圣乡塑造了享誉全国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品牌，２００６年被评为全国ＡＡＡＡ级旅游景区。维持着强有力的发展趋势，旅游经济仅在２００４年便超越了花卉总产值，并至今保持了地方龙头产业的地位。以花卉为代表的农业经济尽管保持着持续增长，却逐步地从主导经济地位退居下来。这标志着三圣乡又一次经济转型的成功，即从都市花卉农业经济向城缘乡村旅游经济的升级。

旅游经济以一种非工业化路径嫁接到地方花卉经济，实现了土地更集约化，高价值化和可持续地利用。如果说城缘乡村的发展在城乡一体化的背景下是乡村空间、经济、社会和文化与城市相互融合的过程，那么旅游经济则在这个特殊的背景下，成为了搭建城乡一体化的桥梁。旅游系统是一个开放的有机系统，旅游活动的开展必然是外部客源地系统与旅游目的地系统以及中间的出行系统、支持系统共同循环作用的结果。较之花卉农业经济时期，旅游经济所推动的城乡两级之间的能量交换来得更加剧烈：外部资本的注入力度更大；投资主体更加多元，强劲的经济增长力和崭新的商机吸引个人、企业、政府纷纷加入新一轮的乡村建设投资；投资的方向也更加灵活，除农业以外，旅游及其周边产业成为新的投资重点；城市游客开始大量涌入乡村，而农村社区居民则向外转移就业，两地人员呈现交叉转移的局面；为提高旅游可进入性，城市交通和城市基础设施开始大力并高质量化地铺陈到乡村，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公共服务设施。除此以外，旅游还带动了政策向乡村发展的进一步倾斜，以及人才、文化和信息在城乡两地之间的相互融合交流。旅游经济不仅使城乡之间的经济往来更加自由密切，并逐步引发了乡村行政边界、社会边界和文化边界的解构，在都市农业经济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速了乡村全方位开放格局的实现。

然而新一轮乡村旅游对城缘乡村经济重构还有着更为深刻而长远的意义。乡村旅游经济一方面可以被视为都市农业经济向集约化、市场化发展的高级阶段。但在另一方面，当旅游经济已远超农业经济位居地方经济的主导地位，并对当地居民人均收入贡献最大时，乡村经济实质上已经超越农业经济向着城市休闲消费经济的产业结构调整发展。

农民开始由下田种花转变为经营农家乐，提供休闲餐饮服务。主要农作物花卉，作为旅游景观营造、观赏游览和购物体验的价值开始超过作为农产品本身的价值。而与乡村日常生活相关的元素，例如民居、饮食、节庆、风俗、礼仪和手工艺等也被尽量地放大、渲染、包装、诠释成为能够被旅游者消费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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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03年至今：乡村旅游经济下的城市区域经济一体化格局

尽管三圣乡农家乐旅游在９０年代后期已经以自发零星的形式开始出现，但２００３年在三圣乡红砂村举行的四川省首届花卉博览会一直被视为三圣乡正式启动乡村旅游经济的转折点。２００３年，红砂村借花博会为契机，启动了庞大的农村改造工程。村民原来的老房子拆了，变成了耕地，再由政府补贴，按照统一规划，修建了川西民居风格的新居，红砂村转身变成繁华盛开的花乡农居，热热闹闹地办起了集餐饮休闲于一体的农家乐。这次以“会展经济”牵手“花卉产业”为契机的合作实际上拉开了三圣乡乡村旅游经济的序幕。花博会的７天间，涌入三圣乡赏花的游客达到１０３万人，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收益。据统计，７天里本届花博会共售出鲜切花６８万枝，价值６２万余元；售出小盆花１２万盆，价值８４万元；各参展商共达成花卉销售协议６３０万余元。餐饮业的热闹程度和花卉销售不相上下。到各家农家乐消费的游客达８３万多人，仅餐饮收入就达５１５万元。花农经营的农家乐一直客满。在日接待量为５００人的花果山庄，７天来有近５０个旅游团光顾，日销售额不下６０００元。除了大规模的农家乐外，一些盒饭外卖点、干杂店生意也出奇地好。成龙路两旁的道路被征用为临时汽车停车场，最高峰时，道路两旁各停了３排共１万多辆汽车，据估算，花博会期间仅汽车停车费就可赚取３０多万元；而观光车、电瓶车、自行车的出租和公交车的收入也很可观。随着花乡农居的成功，这种经验迅速被复制到相邻的地方，自２００４年以来又成功打造了幸福梅林、东篱菊园、江家菜地、荷塘月色等四个景区，并称为“五朵金花”。自此，以“五朵金花”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１０期

商等逐渐加入到乡村经济的开发中，并逐步成为更加活跃的经济主体。同时，旅游经济对社区居民就业也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不仅提高了就业数量，同时也扩大了转移就业的渠道。三圣乡辖区内的居民人均纯收入在旅游经济的开展上迅速增长。２００３年三圣

城市

技术

资金产品人员

基础设施中心城市信息

传统粮农经济时期

乡村

城郊农业经济时期

农副产品

乡村都市农业经济时期

城市

乡人均纯收入为４１９０元，２００４年上升到６１６５元，到２００８年实现了万元突破，达到１０２１１元，截止２００９年人均纯收入为１２５４４元。

三圣乡从农业生产到日常生活的一切都正在朝着消费的图景调整发展。乡村作为农业生产空间的意义被转移，乡村从生产的空间转换成了消费的空间。

根据成都城市发展规划，三圣乡与城市中心城市在空间融合中的发展愿景：即随着成都城市向东向南

农民

公司协会乡村

市场

乡村旅游经济时期

产业信息文化产品投资

基础设施中心城市

功能区

政策人员

发展，锦江１９８区域未来将围绕三圣花乡形成集现代商贸、金融服务、运动健康和文化创意等为一体的新兴城市功能片区。在这种空间由点到面的拓展背后，起到实质支撑作用的是以乡村旅游为特征的城市休闲消费产业与城市金融商务、文化创意以及运动健康产业的紧密融合。这种产业融合是适应当前后工业时代，城市向消费经济过渡的一种新兴产业集聚方式。乡村不再独立于城市空间，而是融入到了城市空间之中，成为城市区域经济的组成部分。

乡村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推

特色餐饮

新城市产业

新城市功能区

城市区域经济体

图１三圣乡经济格局演变示意图

农居

集贸市场

乡村社区

农业生产活动

农业种植物休闲消费经济

文化节庆旅游购物

农家乐乡村酒店乡村旅游地

田园风情

农业体验

进，从传统封闭的村落集市走出，一路突破而来，从城郊农业、都市农业继而再到乡村旅游业，终于寻找到了一条以非工业化路径实现乡村产业与城市产业之间紧密相融、互为一体的有效模式，进而使乡村经济真正融入到了城市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中。

图２休闲消费经济下乡村要素的转化

参考文献】【

乡村旅游经济的注入，在本质上是城市消费经济以一种主题化的消费方式与乡村独特的资源特征相结合形成的消费行为。它将乡村的各种资源要素嫁接到乡村旅游这条经济线索上，转换为可满足都市人体验消费，并具有可交换价值的商品。乡村的产业结构从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第一产业逐渐向以旅游经济为主的第三产业倾斜。乡村作为农产品生产地的功能逐渐萎缩，转而依托其独特的自然生态和文化特征为城市居民提供一种主题性突出的休闲消费服务。乡村的主要服务对象从农村社区居民转变为城市居民。同时其经营主体也更加多元化，除去原有农业经济下的农户、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专业化农业协会和农业公司，适应旅游经济发展而出现的农家乐业主、乡村酒店经营者、文化艺术机构、旅游购物商家以及旅游地产开发··１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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