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人物与人物传记

简论人物与人物传记

[摘 要]研究历史，必然会涉及到社会制度、社会组织、社会群

体、民族国家等，但是又必然会寻觅事件、制度和群体、民族活动

与个人行为的关系，因为，个人行为是群体活动的先声，是群体活

动的基础。只有先有一个个“个人”，也即人物的活动，才会有群

体的动作，才会有有计划的组织行动，所以研究历史，如研究群体

史、社会史、民族史、国家史，都是与人物史分不开的，都是建立

在人物研究基础上的。人物传记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现

在读史明理、读史明智、读史明世三个方面。

[关键词]人物史，个人行为，知人论世

[中图分类号]k8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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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历史是人的历史”，然而如何理解这种共识，无论是

在过去，还是现在，人们的见解多有差异，就“人”的内涵、主体

讲，即有个人与群体、社团、民族、种族、社会之别；就人对历史

的作用讲，即谁是历史的创作者、主宰者。是社会发展规律、物质

条件规定人的行为，还是人的行为的主动性起作用？学者们对这些

问题的认识是颇有差异的。看来，人的历史的研究，首先要弄清个

人、群体与社会、与历史的关系问题，而后才能进一步明了史书中

人物传记的社会作用。

一、个人（人物）·群体·历史

文学家林语堂于1935年在《吾国与吾民》里的相关论述，给了我

们一个关于个人与历史的明确说明和富有启发性的见解。他说：“研

究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或任何一个时代的历史，其最终和最高的努

力，往往用于觅取对该时代之‘人物’的精详的了解。因为文学创

作和历史事迹之幕后，一定有‘人物’，些（笔者按：“些”字应为

“此”字）等人物及其行事毕竟最使吾人感到兴趣。当吾人想起马

蔻斯奥理略（marcus aurelius；笔者按：121—180年，罗马帝国

皇帝，著作《沉思录》，被誉为哲学家皇帝）和吕善（lucian），便

知适当罗马衰落时期。又或想起佛朗古维龙（francois villon；

笔者按：15世纪法国抒情诗人，著有《遗嘱集》，被称为市民知识

分子）便知适当中古世纪。想起一个时代的重要人物，马上感觉到

那个时代很熟悉，也很明了。”[1] (p.15)撇去关于文学的陈述，

仅就历史研究而言，林氏在这里表述了三重意思：研究最终、最高

目的是认识人物；历史事实，归根结底表现在人物身上；著名人物

代表那个时代，令人熟悉那个时代。对他的第一点说法可能会有异

议，也即对史学研究的目标如何规范得更准确些。但总的来讲，历

史研究主要是落实在对历史人物的认知上、理解上、说明上，这正

是笔者赞同的地方，所以才大段地引述在这里。研究历史，必定会

涉及到历史事件、社会制度、社会组织、社会群体、民族国家，但

是又必然会寻觅事件、制度和群体、民族活动与个人行为的关系。

事实上，先有一个个“个人”，也即人物的活动，才有群体的动作，

才有计划的组织行动，个人行为是群体活动的先声，是群体活动的

基础。所以研究人的历史，研究群体史、社会史、民族史、国家史，

都是与人物史分不开的，都是建立在人物研究基础上的。

史学研究以人物为主要对象，有时被制度史、事件史所掩盖，有

时还被历史发展规律说所排斥。制度是人制定的，而制定者往往是

个人，是极少数人，它离不开人物；制度又是由人来执行的，实现

的，或破坏的。看来，制度会起到制约、束缚人的作用，但不是决

定性的，是人来决定制度，是人物决定制度。事件史重点描述的是

事件，是一群人，如若忽视个人（人物），则会被诟病为见物不见

人，不是成功地研究历史。至于社会发展规律说，将人在社会发展

规律面前看成是被动的，无能为力的，几乎成了机器人，而不是活

生生的人，那是违背历史是人的历史这个根本事实的，自然无视人

物的作为了。制度史、社会发展规律说，不以人物为根基的史学研

究，只能走入歧途。事件史若以人物为线索，则将会是成功之作，

如史景迁著《天安门——中国的知识分子与革命》，以康有为、鲁

迅、丁玲三个人物为主线，穿插秋瑾、沈从文、瞿秋白、徐志摩、

闻一多、老舍等人物，以他们为代表探讨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关系史，

反映19世纪末至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精神面貌。归根结蒂，成

功的史学研究必定是建立在人物研究基础上的。

我们还可以从个人的社会、历史作用来看人物在历史上的地位。

个人为生存而奋斗，最具生命活力和创造力。在中国内地，有一时

期特别强调集体主义、人的共性、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猛

烈批评所谓个人主义，抹杀个人的创造力，及至改革开放之后，人

们思想解放，重新认识个人的社会能量。文艺理论家王元化在1986

年写道：“真正活的创造力是存在于组成群体的个体之中。没有个

体的主体性，就没有创造力。在某种特定情况下，没有个性对共性

的突破，就没有发展和变化。片面强调共性制约个性，以致压抑个

性取消个性，就会摧残创造力。”[2] (p.89)惟有研究个人（人物），

才可能更好地理解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个人与群体作用的关系。

个人是群体的一分子，若干个群体组成社会、民族（或多民族）

国家，检视个人在群体中以及群体的活动，可以明了社会的状况、

动向，因此人们说个人（人物）的历史反映社会的历史，即林语堂

所说的人物代表了时代。我在《雍正传序言》中说：“把个人放到

时代社会中考察，既可以阐明个人的历史地位，还可以揭示那个社

会的发展状况。这就是从一个人看一个时代，这是进行历史研究的

目的之一，也是一种研究方法。”[3]人物代表、反映时代，能够让

人认识时代，应该说是人们的共识，我这里还愿意引出一位文艺评

论家的表述。李辉论说研讨当代奇人聂绀弩的必要性：“不去认识

这样一个特别的存在，对现代文人甚至现代社会的认识，显然会是

残缺的。当我们花费那么多的时间与精力去追求共性、认识同一性

之后，对于那些最具个人色彩的人物，应该投去更多的目光。我想，

也许在注视不同生命存在方式的差异时，对人、对历史的理解才能

真正丰富起来。”[4] (p.19)他从人物反映社会的道理，倡言重视

人物个性，从而与王元化有相同的认识。

文学家的小说、戏剧无一不是创造人物，特别是创造富有个性的

人物，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重点之一是人物，人文学者共同关注人

物，是学术使命之所在，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历史学通过研究人物，

认识历史，同时描述历史，介绍历史，反映历史，令人读史明世，

知人论世，予人智慧的启迪。我就是以此为目的，前此写出《雍正

传》专著，好几十篇古代人物传记和人物事迹的论文、随笔，甚至

为人们的人物研究、文学家创作、谱牒学爱好者提供借鉴资料，出

版《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商务印书馆2000年）一书。重视、

加强人物研究和传记写作，是以检出有关清代人物的文章三十篇，

集结成本书。

二、古代史书重点撰写人物传记

今天人们认识到个人是历史的主体，历史变迁的最为活泼的因素，

在古人，受天命论、英雄史观的支配、影响，编写史书就将撰写帝

王将相大人物的传记放在首要地位、重点位置，所以在夙称史学发

达的中国，传统史书以人物传记为主要内容。对此，不妨从史籍体

裁中传记文的地位、传记文体、传记对象三个方面作点简单的分析。

1.史籍体裁中传记文的凸显地位

传统史书的体裁，大体上是纪传体（如“二十四史”）、典志体（如

“十通”）、编年体（如《资治通鉴》）、纪事本末体（如《明史纪事

本末》）、地方史志（一统志及省府州县志）和族谱（玉牒、家谱）

等类型。纪传体，即以人物传记为主要体裁，“二十四史”的开山

之作《史记》，包含本纪、世家、列传、八书、表（世表、年表）

几种体例，本纪实际是帝王传记，司马迁说“纪者，记也，本其事

而记之，故曰本纪”，唐代史学理论家刘知几在《史通本纪》云：“列

天子行事，以本纪名篇。”道出本纪是帝王传记特质。世家是以家

族成员为范围的个人传记，列传是一个个的个人传记，表中的诸侯

年表是片段的人物传记，因此所谓纪传体，基本上是人物传记史书。

地方志的体例为记（地方大事记）、传（职官传、乡贤传）、志（风

土志）、表（选举表、科举表）、图（地图、衙署图），它向纪传体

史书体例靠拢，人物传及人物史料占据了图籍的大部分篇幅。典志

体史书，是叙述王朝典章制度的，虽亦记录人物活动，不过缺少传

记，唯郑樵《通志》例外，有世家、宗室、列传、载记诸种类型，

全书二百卷，列传就多达一百三十卷。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史书记

载事件，有人物活动，然非人物传记。族谱，主体是宗族成员的谱

系和个人传记。统观各种体裁的史书，叙事体例、内容，在典志体

之外，人物传记占据突出地位，尤其是人们讲到传统史书，常常是

指二十四史的“正史”，更令人生出史书几乎等同于人物传记的感

觉。

2.传记文体与传记内容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