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与东北局部抗战

历史应当肯定：张学良是组织东北局部抗战的第一人;历史应当铭记：张学良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的首创者;历史应当承认：张学良是“全国抗战论”的最早倡导者。

《张学良研究》系列之六

张学良将军与东北局部抗战

如皋 蒋文祥

毛泽东曾经指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一九三一年就开始了。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者占领沈阳，几个月内，就把东三省占领了。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是东三省的人民，东三省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下，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组织了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从事英勇的游击战争。这个英勇的游击战争，曾经发展到很大的规模，中间经过许多困难曲折，始终没有被敌人消灭。”[1]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我国东北，到1937年“七·七事变”全国抗战爆发，这六年是中国人民艰难曲折局部抗战的六年。张学良将军在“听命中央”的情况下，克服千难万阻，苦撑东北危局，坚持局部抗战，为之作出了艰苦卓绝的贡献。本文愿对此作些探讨，借以纪念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这位享誉中外的抗日名将和功盖古今的民族英雄。

一、精心部署“江桥抗战”——张学良调兵遣将，拨款接济，打响了公开抵抗日本侵略者的第一枪。历史应当肯定：张学良是组织东北局部抗战的第一人。

“江桥抗战”发生在1931年11月4日至19日，系由日军进犯黑龙江而引起。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略的铁蹄由辽宁、吉林，而又指向黑龙江。在这之前，张学良已发现日军企图招降洮南镇守使张海鹏，想用汉奸充当侵占黑省的急先锋。

1931年9月底，张学良派遣特使黑龙江省警务处长窦联芳、民政厅长刘适选，带着他的急电，“劝张（海鹏）坐镇洮南，防敌北犯，勿为日人利用，致贻后世之讥。”[2] 但是张逆不听，仍于10月1日宣布就任日伪边境保安司令，并接受日本关东军的驱使，准备向黑龙江省进犯。

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当机立断，任命黑河警备司令马占山为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并兼东北边防军驻黑龙江省副司令长官，任命谢珂为军事副指挥兼参谋长。同时，密派在北平的东北边防军驻黑龙江省副司令秘书杨成基去齐齐哈尔与马占山取得联系。[3]

10月17日，“张学良电令马占山，除原驻黑省军队统归其指挥外，所有原驻哈尔滨之吉林省军队及洮索路各军、东北屯垦军及前由邹作华统率之炮兵，均归其统一指挥。”[4] 这样，黑龙江省驻军3万余人大多被张学良调到前线抵抗日本侵略者。

10月24日，“张学良令哈尔滨中国银行拨款50万元接济马占山，作整军、建军费用。”

[5]

在张学良的精心部署下，马占山严阵以待，做好了与日伪决一死战的准备。

1931年11月4日，日军多门第二师团十六联队三个大队，在飞机、装甲车、重炮掩护下，向江桥对岸大兴站的中国守军阵地发起进攻。江桥守军同仇敌忾，迎头痛击，与来犯之敌拼力厮杀，使日军飞机、大炮、装甲车均失去作用。激战一天，敌军不得不全线溃退。

11月5日，日伪不甘心失败，再次发起进攻。日军一部掩护张海鹏军大部，向守军阵地猛烈攻击。又出动飞机5架，投掷炸弹数百枚；调来山炮18门，进行火力压迫。守军阵地弹如雨下，官兵死伤无数，但仍咬紧牙关，固守阵地。战至傍晚，敌又退去。这天据日方

历史应当肯定：张学良是组织东北局部抗战的第一人;历史应当铭记：张学良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的首创者;历史应当承认：张学良是“全国抗战论”的最早倡导者。

报道死者167人，伤600余人，守军亦伤亡700余人。

11月6日，日军步兵两个联队并配置野炮40余门、重炮8门、飞机8架、装甲车4列，自早至晚连续向江桥发起进攻。江桥守军终日血战，伤亡惨重。加之又遭敌机连续轰炸，运输供给困难，战至弹尽粮绝，不得不撤退到大兴站以北三间房防线。但是这天日军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一个步兵联队和骑兵队几乎被歼殆尽。

11月7日，张学良通令嘉奖马占山“捍卫省土有功”，“并令全权主持军政”。张还亲派杨成基到马占山处，“慰劳江桥战役出力官兵。”[6]

11月12日，张学良再电马占山：“饬死守，勿退却。”[7]江桥守军在马占山指挥下，又“得副司令鼓励，士气极旺。”

日寇军事进攻受挫，又玩起了政治伎俩。提出让马占山下野，将政权移交张海鹏，并撤退齐齐哈尔的中国驻军。“马占山当即致电北平请示张学良，得复电仍令马占山予以一一驳复。”[8]马占山义正辞严要求日军撤兵。日寇重又调集重兵，再次发动大规模进攻。

从11月12日至18日，马占山指挥黑龙江守军与日寇7000余人进行了浴血奋战。敌人猛攻急扑，狂轰滥炸，守军势单力薄，几不能支。为免省城商民过遭涂炭，战至19日，马占山不得不含泪忍痛，率部撤出齐齐哈尔。

“江桥抗战”坚持半月重创敌寇，打响了公开抵抗日本侵略者的第一枪，当时报界评说“开我国反日抗战之先声，振全国抗日救国之精神”，“使国民有空谷足音之感。”[9]历史应当肯定：张学良是组织东北局部抗战的第一人。

二、积极组织“抗日义勇军”——张学良首倡创设民众武装，在东北民众中播下了武装抗日的火种。历史应当铭记：张学良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的首创者。

早在1929年10月4日，张学良就曾颁布《国民义勇军组织条例》，规定“凡属我国国民或团体，以歼除侵占我国土、压迫我民族之强敌为宗旨，且具有为国牺牲效命疆场之志愿者，投为义勇军。”“其任务为参加战斗部队服务战场者，或努力宣传工作，唤起民众觉悟，作军队后援。”[10] 张学良认为，在抵御外侮的反侵略战争中，中国武装力量体制应该要有正规军队和群众武装两制并存，群众武装则名之曰义勇军。“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种“抗日义勇军”名称之由来盖源于此。

“九·一八事变”前，张学良为了应对当时日益严峻的中日形势，曾私下密令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你们地方武装可以加紧训练，严加戒备。”“九月初，经张学良同意，黄显声又以警务处名义紧急通知全省58县公安队到沈阳领枪，将沈阳库存之原东北军历次入关作战所获枪支20余万支尽数发到各县。”[11] 黄显声将全省公安队改编为12个总队。1931年10月，这支队伍吸收了一些民众武装，扩大为“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

“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我国东北后，东北民众的抗日救国运动可以说是风起云涌，如火如荼。如“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东北抗日救国军”、“抗日义勇军”、“军民自卫义勇军”、“山林游击队”以及“大刀会”、“红枪会”、“黄枪会”、“民众自卫团”等各种群众武装不可胜数。人数最多时曾达到30万之众，足迹踏遍辽西走廊、兴安山地、松辽平原的白山黑水之间。他们庄严发出誓言：“宁做枪下鬼，不做亡国奴”、“宁教白山黑水尽化为赤血之区，不愿华胄倭奴同立于黄海之岸。”他们一致团结在反抗侵略抗日救国的旗帜下，为驱逐日寇，收复失地，与入侵之敌展开了浴血奋战。

“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关内的张学良旧属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王化一等人自发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救国会成立后，遵循“抵抗日本侵略，共谋收复失地，保护东北主权”的宗旨来开展活动，其实是按照张学良的旨意行事。救国会的成立，成了张学良与东北抗日义勇军紧密联系的纽带。张学良援助抗日义勇军的军火、款项以及所下达的

历史应当肯定：张学良是组织东北局部抗战的第一人;历史应当铭记：张学良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的首创者;历史应当承认：张学良是“全国抗战论”的最早倡导者。

指示、命令，基本上都是通过救国会而进行的。

张学良采取各种方式援助抗日义勇军，亲自派人联络、组织、发动义勇军从事抗日活动。同时，张学良还对抗日义勇军将领及时加委，并予以接见、慰问，鼓舞斗志和士气。当时，张学良除对原东北军系统将领如唐聚五、冯占海、马占山等及时加委提升外，还亲自接见、慰问抗日义勇军其他各部将领，如钱宝昌、郑桂林、于明甲、陈勃生、张一吼、徐伯林、艾中华、赵大中、项青山、孙经九等，并赠送手枪、子弹、怀表、现款等以示慰问。

据有关史料记载，张学良直接或间接援助抗日义勇军军需物资的行动，大规模的援助有三次，运送各种山炮、迫击炮十数门以及炮弹数十吨，轻重机枪以及步枪、手枪数千支，还有联络所用的电台、被服给养等。此外，还有小批量援助不计其数。

张学良为了推动东北抗日救国运动的深入发展，在辽东抗日义勇军收复通化后，同意抗日军民在通化重新成立辽宁省抗日政府，任命唐聚五为省政府主席并兼辽宁省自卫军总司令，部队一度发展到10万余人，经过大小数百次战斗，收复辽东14个县城，声威远震全国。辽南抗日义勇军在关门山战斗中毙伤日军无数，并俘获敌酋成泽直亮少将，极大地鼓舞了东北军民的抗日斗志，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过去，人们一味责骂张学良为“不抵抗将军”，可以说，那真是“千古英雄的千古奇冤”！人们不应忘记这样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全国抗战爆发后，尽管蒋介石国民政府举全国之力，调集重兵防守，但从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天津失守，“八·一三事变”后上海、南京失陷，到1938年10月25日、11月3日武汉、广州陷落，半壁河山沦于敌手，前后不过15个月零28天，而东北沦陷却费时17个月零17天。

为什么东北局部抗战支撑危局时间反而长？这不能不归功于张学良首创的“抗日义勇军”，在东北民众中播下了武装抗日的火种，这就将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正如毛泽东所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面前，使它象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12] 历史应当铭记：张学良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的首创者。

三、大声疾呼“中国出路唯有抗日”——张学良比毛泽东更早提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历史应当承认：张学良是“全国抗战论”的最早倡导者。

“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张学良在北平协和医院召集东北军将领谈话时就明确提出：“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13]这就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张学良是“全国抗战论”的最早倡导者。

此后，张学良无论走到哪里，不管是在北平还是在南京，也不管是在武汉还是在西安，他都一直呼吁：举国一致，共同抗日。

1936年6月22日，张学良在长安县王曲镇军官训练团的长篇演讲——《中国的出路唯有抗日》，可以说是张学良倡导“全国抗战论”的集中体现。

这次演讲，张学良公开表明了他誓死抗日的决心和态度。张学良指出：“抗日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中国的土地、主权被人剥夺殆尽；人民的生命、财产、自由尤无保障之可言，我们已到了无不可牺牲、无可牺牲的悲惨境地。”“留在东北的父老兄弟姊妹们，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淫威下，过着非人类的生活，生命、财产、自由当然任人侵害，任人蹂躏。”“诸位学员试想想：我们的土地、主权，我们的生命、财产、自由差不多都被敌人剥夺去了，我们还有什么不可牺牲的？还有什么可牺牲的？”“的确，目前中华民族对日问题不解决，任何问题也谈不到。除了抗日之外，实在没有其他路子可走！”[14]

关于抗日与统一问题，张学良明确表示：“要想统一，唯有抗日。从对外才能求得统一。”

历史应当肯定：张学良是组织东北局部抗战的第一人;历史应当铭记：张学良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的首创者;历史应当承认：张学良是“全国抗战论”的最早倡导者。

我们之所以“明示抗日的决心和态度，实践抗日的理论，其目的无非也在求得中国统一。实在也唯有这样统一国内，集中国力，拥护领袖，对日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抗日与统一，统一与抗日，这两件事情具有不可分离的连环的关系。”[15]

关于抗日与准备问题，张学良认为，“日本决心亡中国，怎能给我们从容的、充分的准备的时机？我们又怎能不坚决地抗战？”他指出，“在目前的非常情况下，我们唯有不顾一切，用尽全力，坚决地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要相信，牺牲我们自己，便可以完成我们的使命！”“我们宁肯因斗争致死，决不束手待毙！”[16]

张学良明确指出：“抗日是东北军的最大使命。”因为“东北是日本从我们的手里用武力夺去的，还要用我们的力量夺取回来！”因此，“东北军要抗日是天经地义的。东北军要抗日，不是不兑现的空话。东北军不只要抗日，而且还要站在抗日战线的第一线！”[17]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学良在这次长篇演讲中，比毛泽东更早（差不多早了两年）提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张学良指出：“我们对日作战，绝不是局部的，段落的，是要拥护领袖，集中国力，长期抗战。”“抗日的最后胜利终会属于我们中华民族！”[18]

张学良大声疾呼：“我们中华民族的生死关头已经到了！抗战是中华民族唯一的出路；抗日是东北军最大的使命。时间已不容我们谈准备了！“我们要马上将准备与行动联系起来！”

唤起我们的久已消沉了的民气，组织我们一盘散沙似的民众；拥护领袖，集中国力，把全民族所有的力量拉到抗日的阵线去长期抗战！”[19]

此后，张学良反复强调“抗日问题，关系我们国家民族的存亡兴衰。我们对此问题，一定要有深刻的、正确的认识，与坚定的信心。”[20] 再三呼吁“对日唯有立即抗战，我们决不能再容忍下去！”[21] 因为“我们是为民族自卫而战，为生存而战，为正义而战。我们一定可以战胜，把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的势力驱逐出去，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22]

关于怎样实践抗日理论的问题，张学良指出：“理论和实践，本来表里互应，互为因果的，决不容割裂分开。理论离开实践等于幻想；实践离开理论便是盲动。能实践抗日，才不致使抗日理论落空，才能保证抗日理论的胜利。”“过去我们中国人，无疑的是把抗日理论与实践划开，造成了极大的错误。今后，我们不能再有这种现象。我们决定把抗日理论与实践严密地联系在一起！”[23]

张学良说到做到，他真正“把抗日理论与实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用“理论”劝蒋抗日行不通时，他就用行动“实践”自己的诺言，和杨虎城一道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逼蒋抗日，逼迫蒋介石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终于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国共内战，推动了全国抗战的发动。尽管此后蒋介石对他实施报复，将他幽禁了半个世纪之久，但是，张学良终以个人之失换来了民族之得，中国人民通过八年全国抗战，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张学良将军晚年曾不无遗憾地对“美国之音”记者说：“我一生主要想抗日，我心中最难过的就是未能参加中日战争。” 张学良将军尽管未能亲身参加全国抗战，但他却为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不失为享誉中外的抗日名将和功盖古今的民族英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位“大有功于抗战事业”的千古功臣！

注释：

[1]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 第1057页。

[2]、[7]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第69页、第80页。

历史应当肯定：张学良是组织东北局部抗战的第一人;历史应当铭记：张学良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的首创者;历史应当承认：张学良是“全国抗战论”的最早倡导者。

[3]、[6] 《马占山将军》，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06页、第107页。

[4] 《一九三一年大事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 第213页。

[5] 《国闻周报》第8卷第47期。

[8] 张德良、周毅主编：《东北军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33页。

[9] 参见1931年11月25日天津《大公报》。

[10]、[13] 周毅、董慧云、张忠发主编：《张学良文集》（上），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 第214-215页、第490页。

[11] 温永录主编：《东北抗日义勇军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36页。

[12] 毛泽东《论持久战》，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 第501页。

[14]、[15]、[16]、[17]、[18]、[19]、[23] 张学良：《中国的出路唯有抗日》，参见周毅、张友坤、张忠发主编：《张学良文集》（下），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 第378页、第379页、第380页、第381页、第382页、第387页、第382页。

[20]、[21]、[22] 张学良：《抗日理论与实践》，参见周毅、张友坤、张忠发主编：《张学良文集》（下）、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 第393页、第394页、第396页。

本文2005年9月入选在辽宁台安召开的“中华民族六年局部抗日战争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收入论文集，2007年2月香港同泽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