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城三河相套而成的古城典型江苏武进春秋淹城(4)

春秋淹城

对其起源作了各自的推测。１９３５年陈志良等不仅对淹城进行实地考察，还较系统地提出自己的观点，认为；“奄的最初所在地，在淮夷之东北，（周）成王践奄，乃迁奄君于蒲姑，于是大部分奄国残民，移植于山东曲阜泗水博昌等地……证之周公成王东征，由西向东，由北向南，故先诛管蔡，后杀武庚然后践奄，最后乃伐淮夷，地理上的路由，甚为明白……践奄时奄族的另一部分遗民，南退至淮夷之境，到成王伐淮夷，此一部分奄国遗民，再被迫南迂，乃渡长江而居留于常州，故常州亦存奄民族的遗迹。”④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学术界对淹城的研究出现一股热潮。顾颉刚经过深入考证后指出：“实际上，奄君是被周公杀的，人民的大部分做了鲁国的奴隶，奄的贵族和人民的一部分则被驱到长江之南去了……按周公伐奄，直把奄人从山东曲阜赶到了江苏常州市，可以想见当时全力穷追的情况。这个奄城遗址，规模如此阔大，又可想见奄国人数的众多，力量的雄厚，虽武力已失败而仍有建设国家的能力。”④常州学者林志方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依据现有文献和考古资料，对西周奄族南迁的全过程作了较详细的分析，认定：“淹城应为西周早期位于淮夷旁的奄族因遭周成王征伐而南迁江南定居之遗迹，淹城的最初筑城时代为西周早期，其筑城规模要比现规模小，现在的淹城建筑规模应为春秋晚期的修筑之规

模。”⑤

与上述观点相左，曾主持淹城五期考古发掘的车广锦则依据相关文献和考古资料，力主奄君是春秋晚期吴公子季扎，淹城就是季扎所封的延陵邑。他还从训诂学角度考证“淹留音近延陵”，“应该说淹留就是延陵，延陵季子即淹留季子，延陵邑即淹留邑，也即淹城。”

比较审视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仅凭古文献是难以作出符合历史真实的结论的，因为历代文献记载本身就各有相违，因此，要真正破解淹城的筑造年代奥秘只有借助科学的考古发掘及地下出土的文物资料。尽管五期的考古发掘报告尚未整理发表，但现已披露的考古资料己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如果说西周早期奄族被成王征伐南迁至此建都筑城的话，则城墙和城内就必有西周早期的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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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数据含物或相关遗迹。但是据淹城遗址考古队的简报称，第一期发掘中，在外城墙东北部、内城墙南部、子城墙北部分别开了３米或４米的探沟各一条，出土了一批原始青瓷和几何印纹硬陶，器形有豆、碗、盂、缸等，装饰纹样有席纹、回字纹、菱形格纹、方格纹等，显然，从器物的造型和几何印纹陶纹样来看，都应是春秋晚期的遗物，说明淹城三道城墙的建筑年代都应在春秋晚期。从至今已解剖的城墙出土遗物看，看不出有分两次或三次筑造的迹象。此外，从子城、内城和外城进行的三次发掘来看，正如前面所介绍的，子城内的地层堆积较厚，出土了较多的原始青瓷器和几何印纹硬陶器等，在子城门内侧偏东处还发现两口水井，从这些陶瓷器的造型、纹饰风格以及遗迹判断，其最下层（３、４、５层）的堆积年代当为春秋晚期，这就表明城内的最早堆积年代和城墙的筑造年代基本～致。

为了确定外城西部南北向排列着的３个土墩（头墩、肚墩和脚墩）的时代和性质，第五期考古发掘中，重点发掘了最大的头墩。发掘揭示出是一座大型积炭墓，墓室东西长２０、宽６米。筑墓方法可能是在平地上堆一个顶部较平坦的土堆，然后在其上面的四周堆土，中间形成五个东西向的低坑，再将低坑的四壁铲直，便形成了墓室，下葬后将墓室填平，再堆土将整个墩子堆高。墓中棺椁葬具都已朽尽，惟朱红漆皮依稀可辨。随葬器物集中在墓室西部，出土有２９０余件原始青瓷器和几何印纹陶器。从出土器物造型和印纹陶纹饰看，该土墩墓的时代约当春秋中、晚期。依常理推论，既然这３个土墩为墓葬，那其埋葬年代应该是在建城以后或废弃之后，最早也是在筑城的同时，决不可能是筑造城池之前，因此，头墩墓葬时代的确定，也为推定淹城的建造时代提供了重要依据。

当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在淹城及其周围出土的文物中，确有一部分是时代较早的约当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的遗物。如１９５８年４月问，农民因积肥将内城护城河的东池抽干一段挖取河泥。河泥很深，达１米多厚，共分三层，上层为稀薄的淤泥，中间一层为草木枝叶杂物堆积的泥炭土，下层为烂污泥。就在下层的烂污泥里，出土一只独木舟，长１１、口宽０．９米，内底宽０．５６、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