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租界语境下沈从文小说创作中的“民族国家(2)

化了的上海：“1930年，上海的总人口已达到300万，其中租界人口接近150万，租界总面积达到*****亩，还不包括越界筑路的广阔区域。现在上海市的黄浦区、卢湾区、静安区、徐汇区所辖范围（旧县城所占地盘除外），以及虹口区和青浦区沿苏州河和黄浦江的广阔地界，在30年代几乎都属于租界领域。30年代上海的商贸、金融、工业和文化娱乐事业高度发达，是全国的文化、经济中心，是远东第一大城市，是世界第五大城市。洋风炽盛的大上海当时被誉为‘东方巴黎’。”3这些或凝练或具体的租界化上海之描述，都是租界这一实体存在对所在主权国城市产生正面效应的体现。可是，无论如何不能抹掉的就是租界这一实体存在对主权国国民心理上的巨大创痛，尤其是民族尊严的摧残；而这一点，对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其体会又更为敏锐，使其内心更为痛苦。

宣称自己只是一个“乡下人”的沈从文，带着“乡下人”与生俱来的心理不得不来到了三十年代的大上海，寄居在上海的法租界中。沈从文当时对上海租界持有的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心理感受，既亲和又疏离。这在他自己的诸多书信中都有过直接的表述：

“我不久或到青岛去，但又成天只想转上海，因为北京不是我住得下的地方，我的文章是只有在上海才写得出也才卖得出的。”143“我的世界总仍然是《龙朱》、《夫妇》、《参军》等等。我太熟悉那些与都市相远的事情了，我知道另一个世界的事情太多，日下所处的世界，同我却远离了。我总觉得我是从农村培育出来的人，到这不相称的空气里不会过日子，无一样性情适合于都市这一时代的规则，缺处总不能满足，这不调和的冲突，使我苦恼到死为止，我这时，就仿佛看到我的一部分生命的腐烂。”63

“北京一般朋友都劝我住在北京，他们在这里倒合适得很，各人在许多大学里教书，各人有一个家，成天无事大家就在一块儿谈谈玩玩。我怎么能这样生活下去？我心想，我一定还得回去，只有上海地方成天大家忙匆匆过日子，我才能够混下去。”144

“我们在上海玩，只是在无人走过的寂寞马路旁走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