婴宁_从_狐笑_走向_人笑_兼论蒲松龄的创作意图(3)

婴宁_从_狐笑_走向_人笑_兼论蒲松龄的创作意图

年月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期

教训婴宁“:憨狂尔尔,早知过喜而伏忧也。邑令神明,幸不牵累。设鹘突官宰,必逮妇女质公堂,我儿何颜见戚里?”

婴宁大胆狂放、酣畅淋漓的笑声惹上了大麻烦,这令人想起封建社会“红颜是祸水”的古训。王母严厉地诘责婴宁,归之于“憨狂”“、过喜”,正是此意。王母一直对她的身份颇有怀疑,现在更有理由认为她是个狐女了。在诉讼过程中,如果没有邑宰的“偏袒”,事情不可收拾,必将连累王家的名誉。官司的深刻教训和王母的教诲深深地烙进其内心,让她认识到了狐笑在人世的危险性“女正色,,矢不复笑”,真正由狐向人蜕变。

正如一些论者所说,,果也不合常理[4],,们,,但却是为人的必经之途。文字虽寥寥几句,若无其事,但其中百般况味,作者和读者自有共同的认知。

性改易了人代表的礼法呢?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浑溶一片了。

有意思的是,蒲松龄似乎还是不甘心于笑声的跌落,让婴宁的孩子“在怀抱中,不畏生人,见人辄笑,亦大有母风”,喻示这笑的天性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磨,可以让一丝,,:婴宁以,无其母桃源般的生活环境,自幼又多文明教训,恐怕连其母天真烂漫的童年也不可得。他可能会在更短的时间内失去童心“入于非人”,。这是婴宁的宿命,也是全人类无法摆脱的宿命,作者善意的暗示却蕴含了深刻的苍凉和悲怆。

四

　　蒲松龄生活于明末清初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朝代更替,政治斗争异常残酷,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在思想领域,一方面,统治者依然奉程朱理学为正宗“存天理,,灭人欲”的礼教教条严重禁锢着人性,吞噬着生命,被压抑、被扭曲的人已与自然精神、人文理想相脱离,成为一些外在秩序或名利条目的附庸,人最终难免“入于非人”。另一方面,在民间,以王学左派为旗帜,掀起了一个反对程朱禁欲主义、体现人性觉醒、追求个性解放的人文主义浪潮。如晚明思想家李贽在《童心说》一文中提出“夫童心者,真心也……夫童心者,绝假存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了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李贽抨击传统文化对童心的剥夺正是蒲松龄所感受到的新时代文化的代表。而蒲松龄作为一个积极入世的儒生,又因屡试不第,身处下层,表现出入世与出世的迷惘,思想道德处于极度矛盾之中。一方面,通过形象塑造,对封建礼教、道德人伦所作的说教、劝惩,体现的是儒家的道德理想;另一方面,又借助花妖狐魅和“多具人情”的异类形象,寄托了作者人文主义的审美理想。作者对婴宁形象由狐到人转化的艺术处理,可以说就在一篇之中展示了他自己两重思想矛盾的全过程。它既反映了蒲松龄对返朴归真的人性的向往,对自然和自由的向往,又承认了婴宁纯真的性格终不能见容于现实,必将被世俗文明所同化的宿命。这说明了作者虽然接受了晚明先进的启蒙思想的影响,对婴宁以“笑”冲决礼教樊篱的种种举动进行淋漓尽致的渲染,但他仍然没有勇气去设想婴宁的纯真性格在与文明的较量中胜利,而仅留下一个光明的尾巴,让后世的读者咀嚼着绝望中的希望。

三

　　婴宁由随心所欲的笑,突变为不笑。连王母都觉得突然和不可接受。王母的劝导耐人寻味“:人罔不笑,但须有时。”这句话极具象征意蕴。王母所肯定的笑代表人间的笑,这“人笑”是受着礼仪规范约束的笑,不需太多地顾及内心的感受和表达的真诚,只要合乎礼仪即可,因此“人笑”难免是一种伪饰和应付。然而,婴宁“由是竟不复笑,虽故逗之亦终不笑。然竟日未尝有戚容”。婴宁虽放弃了16年来纵情的笑声,终究无法接受王母的劝告,她压根不能或不愿接受从“狐笑”转变为“人笑”。她不喜不愠的态度更像是一种无声的抗争。以前的论者只看到这是婴宁的自然天性被戕害的悲剧,但没有注意到,作者让他的主人公以这种不合作的姿态面对人世,恰恰是他无奈于婴宁被礼法社会改造和同化又寄希望于婴宁抗拒这改造和同化的矛盾心理的反映。

作为狐女的婴宁渐渐死去,作为贤妻良母的婴宁渐渐显露。平凡的人间生活就在笑声跌落的地方开始。婴宁恪守人伦大道,生下男孩承祧延嗣,符合孝道;凄恋鬼母,合葬父母也是尽了人女的孝敬。人间礼法最终征服狐女了吗?好像是又好像不是。当后来婴宁把自己狐女的身份向王生挑明后,王生接受了这个现实,婴宁还以对狐母的一片孝心打动了王子服,使其“不惜烦费”答应把狐母尸身与“秦氏墓合葬焉”,且王生遗憾于婴宁未邀留鬼母。吊诡的是,当婴宁还是狐女时,王生把她当作人;当婴宁已成为一个人时,王生才知道她是一个狐女。合葬父母是人狐妥协和解的象征。但到底是人代表的礼法战胜了狐代表的天性,还是狐代表的天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