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两地的旅游业收入分别减少16.2%和14%。[15]支柱产业的萎缩直接导致了希腊政府财政收入的减少。在这样的窘境下,为了拉动经济快速发展,希腊反而加大了对旅游业及其相关的房地产业的投资力度,投资规模很快就超过了自身承受能力,导致负债提高。[1]
(二)制度协调与欧债危机
从制度协调的角度看,一体化的推进需要适当的制度和生产关系作保障。而现阶段的欧元区,在这方面还存在诸多障碍:
第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分离。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一个国家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的两大重要工具。宏观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具有各自不同的政策目标,财政政策一般服务于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等目标,而货币政策则通常服务于物价与币值稳定等目标。通常情况下,要调控宏观经济,需要把两个变量搭配在一起进行使用。从欧元区的情况看,财政政策分散掌握在不同的成员国手里,而货币政策统一掌握在欧洲中央银行手里。当经济危机来临时,货币政策的采用则只能交给欧洲中央银行来决定,其后果也由所有成员国共同承担。各成员国自己只能充分运用财政政策这一工具来调节本国经济。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各国具有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倾向。由于欧元区缺乏对成员国财政状况的有效监管机制和惩罚机制,导致很多国家的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远远超过《稳定与增长公约》的上限,进而出现债务累积和主权信用危机。因此,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分散的财政政策之间的矛盾是本次债务危机出现的重要原因。对此,索罗斯指出:“欧元区成员国成立了一家共同的中央银行,但却拒绝对本国公民的征税权给予一个共同的结构。这一准则被写进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并在后来得到了德国宪法法院的严格解释。欧元结构独特,其可行性面临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