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滚与西安
一块砖就是一段历史,一个老妇都携有几分文化。西安的高风厚土不经意间就滋养出了各种不同的文化潮流。你在西安的很多街道上,包括书院门、长安路,都能看到有人写字、绘画、刻字,地下通道里有歌手抱着吉他在弹奏,行为艺术时时亮相于街头,十三朝的将相之气使每个西安人都有很浓的自我意识,都有敏锐的观察视角和独特的思维方式,都有自己的想法要表达,表现在音乐上,这就导致了不同风格的诞生。光是在摇滚这条路上,就走出了张楚、郑钧、许巍这三个风格迥异的重量级人物,还有为数众多的乐队继续为摇滚音乐注入了大量的底层经验和源源不断的生命力。
一方面是深感自己身处的外界环境的压抑,另一方面是缘自内心思想的自由冲撞,这种无法调和的矛盾与冲突唤起一种强烈的表达欲望。郑钧做新专辑《郑钧》时,在西安呆了一年。许巍也经常会回西安,张楚更是举家迁到西安,只为了能将自己的音乐“做得大一些”。正是这块厚实的黄土地,为他们带来了源源不息的原创力——那种朴素的、强大的生命冲动。这些活跃在生活前沿的边缘青年以他们独立的姿态为我们展示了现代西安的另类精神风貌。
西安有许多优秀的乐队和音乐人才,但西安却没有一家稍具规模的演出公司,没有一家稍具实力的唱片公司,致使本土大量的优秀作品长期得不到开发。经济条件的制约使西安的摇滚音乐通常只能以“地下”的面貌出现,组织演出的是琴行和酒吧。这些地下活动的组织者像地下的音乐一样蓬勃着旺盛的生命力,力博琴行、绿洲琴行、八又二分之一酒吧、南门酒吧、1+1酒吧、轻风暴酒吧、金翅鸟酒吧等等擎了一面音乐的大旗,汇聚了西安、北京、长沙等地音乐界的高手,竟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一个个地下摇滚中心。
如果西安演出市场成熟的话,“菊花与刀”、“招魂”、“无尘”、“撞击”、“行为”等乐队1994年就能成名,就因为市场的不成熟,那个年代的作品都失去了发表的机会,很多音乐人因此被埋没。想当年,以许巍所在的“飞”乐队为首,号召“我们不到北京去,我们要做西安的摇滚乐。”令人悲伤的是,面对残酷的现实,这个曾经激动了一大批摇滚青年的口号却未能坚持太久。许巍最终还是黯然离开了西安,到北京谋求发展。张楚、郑钧、许巍都是在北京成的名,如果他们固守西安,未见得有今天的成绩,许巍前两张专辑里那渗入骨血的忧伤大约是他追逐理想路上艰难痛苦的真切再现,是郑钧所说的在这个城市成长历程中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