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30年的中国经济学(2)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突飞猛进

济制度基础上，将笨重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成了灵巧的市场经济体制；其次是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特别是无通胀增长。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曲线与通货膨胀曲线还处于相离状态，在可以预计的若干年中，目前的经济增长与发展模式还可以继续发挥它的积极作用，但这种模式的能耗降低能力正在衰减。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何炼成着重探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问题，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社会主义的制度特点；二是社会主义的体系特点；三是分配制度的特点；四是政治文化以及经济上的体现。他还强调了中国的产业发展必须将工业化和生态化结合起来，并要大力发展服务业。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陈享光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不仅改变了原来的经济体制结构，而且带来了新的制度安排，从而促成了效率的提高；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应确保增量资源与存量资源在政府和非政府部门之间的合理、均衡分配。黑龙江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乔榛指出，中国各地区之间的改革成本差异对地区差距存在影响：改革成本的高低决定着市场化的进程；改革成本的地区分担失衡造成各地间改革成本的“转移支付”；改革成本在地区间的差距影响了各地地方政府推动市场化改革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福州大学经济管理研究所周小亮、孔令军提出体制改革绩效评价模式假说，即从单一维度标准到多元化标准，认为应当以马克思主义制度分析方法为出发点，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生产方式三者互动关系出发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绩效评价问题进行分析。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段文斌认为，支撑中国经济近30年高增长的主要是要素投入而非技术进步，这种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以及这种方式下的经济增长都是不可持续的；中国经济发展正在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这可能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提供条件，也可能使经济进入均衡陷阱。湖南大学经贸学院陈乐一、向爱保认为，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是影响我国经济稳定性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非国有制经济成份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的上升，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在产业结构中所占比重的增大，促进了我国经济稳定性的提高，而消费率持续下降则不利于我国经济稳定性的提高。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胡晶晶认为，中国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存在着明显的向企业和政府倾斜的倾向，这既不利于经济与社会的持续发展，也不利于实现社会公正和建立和谐社会，应当采取措施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比重，遏制政府部门所得比重不断提高的趋势。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问题

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问题，无论对坚持马克思主义，还是发展马克思主义，都是非常重要的。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赵学增认为，柏拉图和马克思的公有制世界，前者是作为统治者的国家层面的公有制，后者是作为被统治者的劳动者的社会层面的公有制，二者不可同日而语，更不能互通起来。清华大学人文学院蔡继明、江永基指出，若某部门的总劳动投入时间小于他部门的总劳动投入时间，则该部门的广义价值大于其狭义价值；反之，则该部门的广义价值小于其狭义价值。在比较利益率相等的交换原则下，若某部门对他部门的比较生产力判别系数大于1，则该部门的广义价值大于其狭义价值；某部门对他部门的比较生产力判别系数小于1，则该部门的广义价值小于其狭义价值。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张衔认为，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反向变动无论是在单个商品上，还是在商品总量上都是成立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价值呈现反比关系，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将使社会财富总量增加而不是减少。长春税务学院刘艳龙认为，决定某种商品价值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通过一项提高该种商品劳动生产率的技术创新，在产业内的 S 型扩散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第二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马克思在研究价值转形问题时，通过部门之间的竞争来考察资本在不同部门之间的流动，进而研究社会总劳动是如何在不同部门之间分配的。

广州市委党校朱殊洋以马克思经济理论为基础，采用控制论原理设计了一组跟踪系数，将货币供给与物价增长率、国民收入联系起来，让货币供给跟踪物价增长率和国民经济增长率，从而实现了货币供给的主动内生化，而不是被动内生化。南京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卢映西基于劳动价值论的经济学框架进行分析，提出了模拟金矿理论，指出货币数量论的错误，认为重新认识和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以在当今信用货币时代重建货币与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