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述行性的神经语言学解释(中文版)

经济学述行性的神经语言学解释(中文版)

经济学述行性的神经语言学解释

何梦笔

摘要： 什么使得制度成为一种“现实存在”？近年来在社会学中出现了一个新兴的核心概念——“述行性”（performativity）——一个借自语言哲学的术语。根据约翰·塞尔（John Searle）的制度理论，尤其是他的“地位函数”（status function）的概念以及他将遵守规则解释为一种神经生理学倾向（disposition）的观点，我提出了一种关于述行性的神经语言学解释。设想一种地位函数就是一种述行行为（Performative Act）。我分两步建立这个神经语言学的架构。首先，我用借自认知科学的“概念融合”（Conceptual Blending）的概念来分析地位函数，并且对于在金融市场中关于述行性的研究给出经验应用。其次，我用行为金融学和神经元经济学的实际例子来说明有关隐喻的神经理论，然后根据这种理论简要描述基础的神经科学架构。

； 塞尔的制度理论；概念融合；市场形成；隐喻的神关键词： 述行性（performativity）

经理论；神经经济学

1. 导论：经济学中的实在状态

在最近关于金融的社会研究中，一种研究经济实在的新方法正在兴起（有关综述，参见Preda 2008a）。经济学中的实在状态绝不是轻而易举地就可以确定的：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股票市场是一种“实际存在的东西”？毕竟在许多博弈论的概念中，诸如股票市场等经济行为的规律被简化为心理现象，即行为主体的共同预期（例如，Aoki 2001， 2007）。在这种经济学中普遍存在的心灵主义背景下，经济社会学家近来相对应地提出了经济物质性的概念（Pinch and Swedberg 2008），按照这种概念，经济行为是通过物质实体尤其是人工制品来促成的，比如在现代股票市场形成中的股票价格收报机以及其他的“市场装置”（Callon， Millo， and Muniesa， 2007； Preda 2008b）。这种物质性概念包括人（由血和肉组成），主要关注，比如，人在交易场所中的实际安排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比如，Zaloom 2003， 2004）。这种新方法与行为经济学有所不同，因为行为经济学这个研究分支，和神经经济学一样，都是专注于内部的心理状态或者说大脑的状态，这种方法论观点只不过是经济学中由来已久的心灵主义的自然主义版本，心灵主义专注于个体的内部心理状态，但现在被看作大脑的状态。 相反，经济社会学中的新物质主义假定行为是根植于人和物组成的网络中，因此它是基于完全不同的理论传统，比如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Latour 2005； Callon 2008）。因此，社会学家甚至可能拯救理性的概念，因为他们承认理性行为可能是这些网络的突创特征（emergent property），而不仅是个体理性（MacKenzie， 2006 p266ff.）。

在这种背景下，有人提出述行性这种概念来分析人类行为和现实之间的关系（有关综述，参见Callon 2007）。大致意思就是个体通过与其他个体和实物互动来实现经济实在（perform the economy）。这种述行性的概念借自普通语言哲学，这种概念出现于为哲学和科学构建完美语言的正式计划失败之后。在1950年代，哲学家们开始提出一种简单的观点：自然语言不仅仅包括可以赋予真假值的句子，尽管这是完美语言计划的唯一焦点（有关综述，参见Lycan 1999）。实际上，可以说人类口头语言中大部分话语都是非描述性的，比如发号施令、表达悲伤或者做出承诺。这种深刻见解在语言哲学中产生了许多新的研究方法。其中之一就是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综述参见Green 2009）。按照这种理论，一类很重要的话语就是述行语，这种话语创造一种社会现实，比如宣布一个国家独立或者在法庭上宣布一种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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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中我将分析经济学中述行性的概念，这种分析将远远超出最近专注于经济学理论的述行作用（performative role）的著述（比如，MacKenzie Muniesa和Siu标志性的文集，2007）。我的目标是通过将述行性建立在神经语言学理论的基础上来完成有关物质主义的论证。我主张经济实在是根源于神经生理学的行为安排、概念架构和环境中的外部模式的有序集合，语言在制度的形成和维护中起到了核心作用。语言的这种因果作用可以通过述行性的概念从理论上来理解。我通过将哲学和认知科学中的现有研究方法和有关述行性的文献相联系从而完成这种理论进展。第一个核心要素就是约翰·塞尔（1995,2005）的制度理论，特别是他的地位函数的概念。我认为阐述一种地位函数就是一种述行行为。下一步，我将转向认知科学。我认为述行性的概念必须以一种具体的认知能力为基础，具体而言，这种认知能力就是隐喻。如果认识到述行性通过将一种事物当作另一种事物来发挥实际作用，就像在婚礼的述行行为中两个“恋人”变成“一对已婚夫妇”一样，前面的概念就很容易理解。

一旦转向了认知科学，就可以信马由缰地思考脑科学在述行性理论中可能的作用。我将在本文的第四部分完成这个步骤。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为第三部分简述的隐喻理论找到相对应的神经关联。这就引出了从外在论的意义上说述行性是经济现实的一个方面的结论。外在论是心理哲学的基本立场，外在论假定，就心理/大脑的边界而言，没有内部和外部过程的本质联系，就根本无法理解心理过程。采纳外在论的观点使得我的论点与近来兴起的神经经济学产生了联系。从外在论的观点看，神经经济学似乎有着根本的缺陷，因为它只研究个体的大脑。重要的结论是只有将大脑的思维过程和外部结构联系起来才能正确的理解经济实在，制度就是最基本的例子。我将用有关行为金融学和金融社会学的观察资料来说明这一点。

2．述行性与制度的自然主义解释

2.1 塞尔的制度理论：通过地位函数而创造的依观察者而存在的（observer-relative）事实

哲学家约翰·塞尔提出了一种制度理论，这种理论在基于语言学的概念述行性和神经科学之间架起了桥梁。它明确地以语言分析为基础，同时又阐述了一种比经济学家通常认为的丰富的多的社会本体论。这就是所谓的制度的自然主义解释（比较Bhaskar 1989； 关于自然主义的一般论述，参见Papineau 2007）。塞尔的理论基础是独立于观察者（observer-independent）的事实和依观察者而存在的事实之间的区别。一座山是前者的一个例子，而一座神圣的山就是后者的一个例子。山独立于观察者而存在，而神圣的特征本质上取决于观察者。

一个依观察者而存在的事实只存在于与观察者的关系之中。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完全主观的。首先，我赋予山以神圣的地位这种认知状态本身是一个独立于观察者的事实：即大脑的神经元状态独立于任何观察者而存在。这是自然主义立场的核心观点（比较塞尔 2004a）。其次，我把山当作神圣的这种行为而产生的某些结果可能也是独立于观察者而存在的，比如当我在这座山的面前驻足，然后改变我身体活动的方向的时候。尽管一个依观察者而存在的事实是基于一种主观状态（我自己知道并且觉得这座山是神圣的），然而这种主观状态所产生的结果却可以被其他个体所确定，甚至可能产生关于这座山的地位的“科学”共识，就这一点而言，这些结果是客观的。

这正是股票市场所发生的情形。股票市场是一种非常主观的现象。交易者经历了各种各样与股票市场有关的情感和认知状态，而且从根本上说股票市场的驱动力——这些交易者的预期——是主观的，就像奥地利经济学传统所坚持的那样。然而，很显然股票市场也可以通过客观知识来了解，比如有关股票市场运作的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研究。因此，股票市场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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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独立于观察者的事实又是依观察者而存在的事实。

如果我们寻找导致依观察者而存在的事实出现的核心的根本原因，语言就是原动力。这是由于两个原因：首先，语言包含表象——用某种事物代表另一种事物——的本质功能和如何构建和控制这些表象的规则。山和“神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实体，包含非常复杂的关系。因此，我们可以说语言将神圣的意义赋予了自然的山。但是，那座山也是神圣思想的表象。也就是说，在语言中，现实完全被转化成一套通过语义关系相关关联的符号系统。因此，我们可以说语言是依观察者而存在的事实产生的关键媒介。

语言在分析方面具有首要性的第二个原因就是，按照维特根斯坦语言不可能成为人的私有财产的定理（Wittgenstein 1958；综述参见Candlish 2004），语言本质上是社会性的。意义总是与遵守语言规则的语言使用者集体相关。这意味着语言使用总是基于某种形式的集体意向。如果我说出一个句子，从与他人的关系、这个话语真实的意图等方面而言，这种行为意味着思想的一种指向性。这样一种语言使用只有在预先对这种指向性有非常精确的共同的理解才能成功（有关背景，参见Tomasello， Carpenter，Call， Behne，和Moll 2005； Tomasello和Carpenter 2007）。维特根斯坦的理论意味着语言使用只有在基于集体意向的条件下才是有可能的。用最简单的话说，语言使用的主体从来就不是一个我而总是而且必然是我们。为了能够成功的交流，意义必然要共享。正是语言的这种属性将语言事实变成本体论意义上的依观察者而存在的事实，因为我们觉得语言好像独立于我们而存在的某种东西一样，虽然我们可以操控和歪曲语言，但是在这些活动中我们必须依靠公认的语言用法。

在塞尔的制度理论中，这种语言的使用可以正式表述为所谓的地位函数（Status Function）。地位函数具有<在背景C的情况下，X被当作Y>，于是赋予X某种功能。地位函数以集体意向为先决条件，就像一个集体同意将货币的功能赋予某种纸片的情况一样。在目前情况下，这种集体意向是如何出现并不重要（关于此内容的详细的哲学论述，参见Tuomela 1995， 在经济学的背景下参见Sugden 2000）。但是重要的是要注意到，从演化的角度看，地位函数使人想起与“原初事实”相关的那些功能。（Searle 1995，p. 55ff）。

就货币而言，早期的货币可能以某些金属的物理属性为基础。将一张纸当作货币这种可能性源自于相关的地位函数根植于一种相互补充的制度组成的复杂的演化体系。因此，一个大门可能起到阻止外人进入私有住宅的作用，但是一个敞开的大门并不意味着就可以随便进入——大门潜在的地位函数并没有改变。如果考虑到地位函数源自于语言本质的递归性的事实(Ingram 2007, p. 33f.)，在制度理论中地位函数的核心地位就是显而易见的。地位函数可以无穷无尽地进行组合和嵌套，就像语言的创造性是无穷尽的一样。因此，在背景C下的Y可以当作背景C’下的Z。这种递归性的现象就是货币种类演化的本质（比如银行直接转账系统账户被当作货币）和金融市场上日益复杂的资产种类和衍生产品的本质。

而且，地位函数是构成性的，也就是说，它们超越了制度简单的监管功能（这种功能往往在经济学中被高估）。例如，控制货币的制度不仅仅监管某种已经独立于这些制度而存在的东西的使用。就制度的演化分析而言，这是一种特别重要的区别。例如，捕鱼可能是人类原始的捕猎活动，人类这种活动在原则上与其他哺乳动物比如熊是一样的。在人类群体中，这种活动受到了制度的监管，比如管理有关第一批捕获物的归属权的制度，或者管理某些捕鱼工具的使用和捕鱼方法的制度。然而，在现代捕鱼业中，在渔业资源监管的背景下，还有进一步的转化。可以说捕鱼活动实质上已经转化为一个市场，这个市场是作为一种人为的构造强加于捕鱼这种原始活动之上的，就像纸币取代金币的使用一样(Holm and Nielsen 2007)。人们捕猎的是一种资源的控制权，而不是原始意义上的鱼。在许多其他情况下，当然包括在金融市场的例子中，制度完全是基本要素，因为那些基本的交易物品不能独立于这些制度而存在。这契合了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的概念，也就是说，经济活动的形成方式和象棋的形成方式是一样的，都是随着规则的形成而形成的，而不是棋子的制作而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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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的理论中最后一个要素就是权力的概念。可以说一个依观察者而存在的事实最终的检验就是因果力(compare Bhaskar 1989)。因此货币供应量大幅增长由于连锁反应会引起经济中一连串的客观事件。在大多数背景下，在社会互动中的因果力与一个行为主体做某件事的权力有关，并且约束这种行动的手段却很有限。因此，如果一个法官判决我有罪，我就必须忍受这种判决的后果。那份判决是我下狱的原因，而不只是警察的实际行动以及监狱的物质结构。这种因果力是基于任命某个人担任法官角色的有关地位函数。总而言之，这是一种义务权力，这种权力源自于通过集体意愿接受某种权利和义务。更具体的说，这就是所谓的权力生成机制，这种机制具有<我们接受（S具有权力（S做了A））>的形式。因此，如果通过地位函数，一种全新的物体被创造出来，比如股票市场上交易的股票，这也伴随着向股票所有者分配某种权力，例如，一家公众公司的管理。

这种观察完成了对塞尔理论的简要论述。结论是制度不仅仅是心理现象，就像某些博弈论概念中一致认为的那样，制度被说成是均衡(Schotter 1982)。在塞尔的理论中，制度是一种社会本体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Lawson 1997)，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我们的信仰，然而本质上又归因于我们。述行性的概念有助于澄清这种复杂的关系。

2.2 述行性与经济实在的产生

塞尔的制度理论清晰的阐述了我们认为制度事实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事实，即依观察者而存在的事实。货币不仅仅是观念和行为主体的选择的镜像。货币是实在的，货币实在的证据就是其因果力。说明这种事实一个令人启发的例子就是货币幻觉，它在理想的一般均衡经济中是不应当发生的(Sha r, Diamond, and Tversky 1997)。然而，货币有自发的因果力，体现在货币幻觉中，而货币幻觉反过来也许可以用神经生理学的事实来解释。(Weber, Rangel,Wibral, and Falk 2009)。这种粗略的观察指出了我目前论证的方向：从澄清和阐述述行性的概念转向构建一种神经哲学基础。

首先，第一次说出一种地位函数就是一种述行言语行为，从而创造了一种社会事实。如果一个个体担任一名法官，这回溯到任命她为一名法官的最初的行为，而这种任命涉及到一种述行行为，大多数情况既有口头的也有书面的。

正如我在导论中所提到的那样，讨论述行性主要是在将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的背景下。这并不会削弱其理论含义，因为我们可以将经济学看作仅仅是一种普通语言的特殊方言。关于在多大程度上某些经济命题是述行性而某些命题不是述行性，存在错综复杂的争论(参见 例如 Didier 2007 关于经济统计学的论述)。争议的焦点是到底经济学仅仅是描述了其研究对象——经济，还是构建经济实在的一部分。我认为可以按照塞尔的方法通过区分监管性和建构性制度来解决这个根本问题。有些经济制度指的是在一定程度独立于这些制度而存在的活动，比如养猪（这种活动也可以在完全不同的背景下完成，比如一种宗教仪式）。其他的经济制度创造了不能独立于这些制度而存在的活动，比如股票交易。因此，当经济学家对于经济活动做出不同的假设的时候，经济学也将扮演不同的角色。有时候经济命题仅仅描述一种预先存在的经济过程，而其他的经济命题与这些假说声称所描述的经济过程的产生密不可分。因此，述行性的概念与经济学的表述性或者描述性的作用及规定性的作用有本质的不同，因为两种作用都以某种预先存在的过程为先决条件。

在社会学争论中，在这个意义上有关述行性最著名也是研究最广泛的例子就是金融市场的演化，比如金融衍生品的交易(MacKenzie 2006, 2007)。在此我们对于经济学的构成作用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例子，因为股票市场不能归因于独立于股票市场运行规则而存在的实体。一旦股票市场的规则确立以后，股票市场就被相关的行动主体视为某种实在。具体而言，这指的是股票市场上的某些事实，比如股票的价格。这些事实尽管可以通过客观的工具进行分析（数据收集，数据处理等等），但是它们本质上是与有关猪的事实完全不同的，有关猪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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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即使在经过某些概念处理后，仍然与一个根本的实体——猪——密不可分，而猪是独立于有关养猪市场的社会制度而存在的。因此，正如Mackenzie（2006）的开创性分析所示，在这种事实的构建中，经济理论起到了核心作用。

现代金融理论最核心的贡献之一就是布莱克-斯克尔斯（Black–Scholes）期权定价模型，这个模型根据相关资产的未来值的某些预期，似乎已经解决了如何确定期权的定价这个问题。布莱克-斯克尔斯模型是经济学中有关述行性的主要例子，因为在早期这个模型作为对有关期权定价的观测数据的描述肯定是失败的。因此它实际上并没有描述或者表述资产市场。然而，随着这个模型和其他现代金融理论尤其是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出现，布莱克-斯克尔斯模型从两种不同的意义上以述行性的方式起作用。首先不仅与这个模型有关而且与整个标准金融理论有关的是，监管机构逐渐开始接受这种理论，同时还有那些推进制度和组织创新的市场上的行为主体。这暗合了这个理论内在的应用条件，特别是完全竞争市场这个最基本的概念。其次具体与布莱克-斯克尔斯模型相关的是，市场行为主体开始使用这个公式作为发现期望值和实际值之间的偏差的手段，以便利用套利机会。很显然，这在制度演化中引起了某种自反性，因为这种形成预期的方式创造了的确将期权价格推向了“正确价格”的方向，就像按照布莱克-斯克尔斯公式所确定的那样。

尽管把这种现象解释成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是很诱人的，但是这种现象并不是自我实现的预言，如反述行性（Counter-performativity）的概念所示。布莱克-斯克尔斯公式的效力日益增加一直到1987年股票市场的崩盘。自此以后，结果证明这个公式是有问题的，于是进行了大量的修正，这一点也打破了行为主体的行动和这个公式所描述的规律之间的直接联系。关键问题是关于资产价格统计分布形状的假定，这一点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也很重要。布莱克-斯克尔斯模型使用了一种标准对数正态分布。然而，在资产市场上“罕见”事件越来越频繁的出现表明这是一种错误的假定。因此，我们的例子不是自我实现的预言，因为金融市场的随机结构并没有受到预期形成方式的影响。

然而，这一点并没有削弱述行性的概念，而是相反，这个例子说明述行性如何的确是社会本体论的一个方面，其中独立于观察者的事实和依观察者而存在的事实交织在一起。述行性并不意味着“怎样都行”。存在一种经济系统的现实可能会导致述行行为的失败。在言语行动理论中，这与语言交流中适当条件相关。

总结一下，将两种理论方法结合起来，我们可以说述行性的概念指的是在经济中构成地位函数的集体表达的基础的那些活动。一旦布莱克-斯克尔斯公式开始在市场主体中散播，他们的行动按照某种集体意向趋同，这种集体意向涉及到一种同时的创新，即从1973年芝加哥开始期权市场的形成。然而，大概没有市场主体会简单地认为这个市场只是一种共同的主观信念。相反，他们接受这个市场存在的事实，例如，就分析和应对这个市场巨大的波动性而言。然而，这种巨大的波动性本身也不是不可以通过理论来测度的；也就是说，它需要本质上归因于布莱克-斯克尔斯模型。于是，我们就有了一个非常清楚的协同现实（conjoint reality），本质上将外在事实和认知过程联系在一起，而且我们甚至可以说具体的认知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形式化了，因为许多交易者并不真正理解这个公式的理论内容，但是却依靠布莱克本人创造的工具，即电子表格作为计算工具来计算交易者可以直接理解的必要的行动参数。因此，这种理论和这种现实只是源自于地位函数的一种复杂的构造。

因此，述行性的概念为地位函数提供了微观基础，即将集体现象和个体行为联系起来。为了完成这种微观基础，我们需要用认知科学的某些概念来补充塞尔的地位函数的理论。这也是为了完成制度的自然主义解释必须采取的一步。

3.述行性的认知基础

3.1 作为一种认知整合的地位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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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将转向构成地位函数的认知过程。地位函数是一种最广义上的隐喻，因为它意味着在两个语言符号之间建立了一种表象关系。最近几十年以来，在语言学和认知科学中，隐喻的作用逐渐被认为是语言的一种核心功能(for surveys, see Lycan 1999, chap. 14; Pinker 2007, chap. 5)。在语言和思维的计算模型中，隐喻没有任何作用，因为语义是给定的，因此特别重视句法。最近，这种关系被颠倒了过来，因为一些研究人员认为隐喻功能是基础性的，而句法功能是次要的。最关键的理由之一是基于身份概念的复杂性，这一点在计算模型中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甚至被达到了一种同义反复的地位（A=A），但是实际上地位概念在语义学中是一个根本问题，语义学依靠的是相互依赖的意义网络，而意义和共同定义的模糊边界起到了建构性的作用。

这种理论之一是由福科尼耶（Fauconnier）和特纳（Turner）（2002）提出的。我集中阐述他们的理论是因为他们的理论与述行性的关系最直接。福科尼耶和特纳认为所有的认知过程都是基于概念整合，而且计算模型理论完全把这一点弄错了。概念整合在概念形成和概念的句法合成过程中同时出现，如同在语言话语中一样。此处并不适合深入探讨语言学和认知科学这两个非常复杂和内容极为丰富的领域，在这两个领域中，概念整合也是激烈争论的对象(e.g. Ritchie 2004)。在此我将简单地将他们的理论作为许多有待最终检验的相互竞争的理论中一种可能的选择，但是这种理论在我们讨论的主要话题的背景下似乎是最有意义的一种。

如果两个不同的概念被投射到一个共同的参照系中，结果出现了一种新的概念，这种概念表现出原始概念的某些特征但并非所有特征，概念整合就发生了。因此，可以想象概念演化可能从某些最基本的概念开始一直到更加复杂的概念，尽管这只是为了分析的方便，因为在某一个时刻，对某一组概念而言，所有概念同时相互关联，而独立于他们出现的先后顺序。这正是为什么科学最终能够对诸如时间等基本概念进行概念化，从而形成完全不同于原始概念的新概念。

概念整合的种类不同，结构的复杂程度也不同。所有的概念整合都可以说成是具有指向关系的概念网络。例如，一个单一网络仅仅是将一个抽象的参照系投射到一个具体的输入空间（input space）。最有趣的例子就是双域网络（double-scope network），这也是对我们分析述行性最紧密相关的网络。在一个双域网络中，两个输入空间被投射到一个类空间（generic space）上，从而这种整合没有保留输入空间所有的属性，也就是说，它不仅作为一个新的概念，而且关于具体的显性属性，都是以一个全新的事物出现。很显然，如果第一次整合的概念和其他输入空间一起被投射到其他的类空间中，这样就可以构建新的概念整合。

这种概念整合一个标准的例子就是时间就是空间的隐喻，如图1略示（改编自福科尼耶和特纳，2008）。 在原始的输入空间中，时间被看作是一种事件的线性序列，它表现出一定的节奏，比如日出和日落的序列。空间被看作是运动的媒介，在指向性上具有较大的自由度。这两个输入空间被投射到一个类空间——运动。运动史一种将空间运动和时间流动结合在一起的抽象参照系。经过这种投射，与具体的运动类型比如圆周运动相关的概念整合成为可能。因此，日出和日落最初的线性序列被看作是圆周运动，最终产生了一天的概念——太阳闭合的圆周运动。一旦定义了一天的概念，那么它就可以被投射到其他的类空间，比如节奏，从而可以将一天分成具有相同时间的更小的部分，等等。

我认为这种分析有助于我们剖析制度产生过程中的地位函数。很显然，地位函数必须基于两个输入概念向一个类空间——背景C——的投射，这样制度才可能以两者的概念整合的形式出现。在这个意义上，塞尔的理论缺少认知科学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个部分实际上隐藏在他的背景概念之中。

在关于述行性的社会学文献中有一个绝佳的例子可以帮助我们说明地位函数的认知结构。它就是1970年代初期在芝加哥外汇期货市场的出现，外汇期货市场为布雷顿森林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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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溃以后国际汇兑的迅猛发展提供了制度背景(MacKenzie 2006, p. 143ff.)，并且它还是一场全面的自由化和放松管制的运动的一部分，这场运动最终产生了现代金融市场体系，这个体系在2008年秋天陷入了合理性危机。

期货交易在农产品市场上早已存在。然而，一直到1960年代晚期，期货交易制度一直没有转移到外汇市场，这与当时认为金融市场通常具有投机性问题的普遍观念是一致的。人们认为商品和货币之间具有本质的区别，因此把农产品市场的概念转移到货币市场是不可能的。这种差异反映在参照系冲突上，即在不同的类空间之间摇摆不定，正如福科尼耶和特纳的理论所设想的那样。其中一个参照系是基于<农产品期货市场>的抽象特征。将农产品和货币都投射到这个类空间将立刻产生一个新的整合概念<外汇期货市场>，这就可以转化成一种相应的制度。然而，这种整合式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大部分行动者认为这种投射正确的类空间将是<赌博>。

实际上，对于外汇市场而言，只有单一网络是成立的，这直接将任何只涉及到金钱的活动都等同于赌博（对此详细的历史分析，参见Millo 2007）。人们强烈地认为，只有发生实际的商品交割，期货市场才是可以接受的，也就是说，通过扣除账户余额来清算账目是非法的，因为这样做将会为基于完全的现金交易的赌博活动开辟了道路。这种特殊的参照系投射的历史根源在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当时芝加哥交易所发起了一项运动来对抗那些提供农产品期货合约的竞争者，因此提供了赌博的机会。反对这种业务模式的关键理由就是商品的交割没有发生，因此它完全是一种货币交易。因此，它属于公认的赌博的定义，因此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在许多州都被禁止。实际上，农产品期货交易很快就没有了实际交割的含义，但是这对于将这种做法延伸到纯粹的金融交易而言并不重要。重要的仅仅是实际交割的可能性。这对于后来在1970年代出现的基于指数的金融衍生品和其他金融创新而言也是不可能的。

因此，外汇期货市场作为一种新的概念整合被禁止了好几十年。这种情形在1960年代晚期出现了变化。关于可交割性的问题的观点出现了变化。因为在外汇交易中，不同货币的原始面值并没有变，因此可以说实际上至少在原则上是可以以不同种类货币的形式进行实际交割的，同时，对于其他金融衍生品而言，人们也承认实际交割会使市场变得不稳定，因为实际交割会影响相关资产的价格，就像指数期货那样。另一个原因是人们逐渐接受了外汇市场的新古典均衡观点。

从认知整合的角度进行分析，这第二种现象是经济学述行性的清晰的例子（见图2）。外汇市场是否遵循均衡理论的前提假设今天仍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是一旦人们接受了新古典理论，它就会像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一样起作用，遵守秩序的投机者就会接受这种理论并且按照这种理论形成自己的预期，结果就产生导致均衡的行为。从历史上看，这种向新的市场观的转变受到了当时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尤其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直接推动，他们对监管者也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这种分析有助于将述行性的概念向经济理论之外的领域应用。经济理论只是一种特殊的参照系，赌博是另一种。在两种情况下，制度都是通过地位函数形成的。地位函数涉及到认知整合的认知活动。经济互动的规律模式反映了市场的语言本质。

3.2 认知整合与市场语言

语言工具在处理市场中存在的不确定性的时候起到了核心作用，并且在处理不确定性时，语言工具还有助于将不确定的未来固化，最终共同决定其中一种可能情形的实现。事实情形和反事实（counterfactual）情形的构建和固化是人类语言中核心的新奇演化（Searle 2006）。从这个角度看，制度的概念也可以延伸到包括市场上所有导致那些系统地将概念和物质现象联系起来的结构出现的力量，比如技术或者作为人员、物质资产和商品及服务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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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质安排的企业。在这种背景下，概念整合理论可以为组织生态学理论提供微观基础，组织生态学认为“组织形式”在产业演化中起到了核心作用(Carroll and Hannan 2000; Hsu and Hannan 2005).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承认组织形式是一种语言项目(a ‘label’ in Hannan, Polos, and Carroll 2007, p. 47ff.)，我们就可以构建市场结构宏观模式的认知基础。

同样，这一点也可以从塞尔理论的更大的背景下来看。根据组织生态学的方法论，一种组织形式一群观众相关，他们对组织和产业进行观察和评价并相互交流。从这个角度看，一种组织形式，比如作为组织生态学文献中最常用的例子的那些著名的微型啤酒作坊，实际上是一种地位函数中的一部分，在这种地位函数中某一类企业被作为一种组织形式的代表。当新的业务模式第一次出现时，比如网络公司的例子，关于这些行业的定义、最典型的业务流程的确定或者公认的组织结构模式等，还仍然有许多不确定性。这极大地提高了对这些产业的股票估值方面的不确定性，正如我们下文所见。一旦一个产业演化完成，模式固定下来，在有关的观众中对于这个产业典型的模式就会形成一致看法。观众包括不同的群体，从政府监管者到顾客。模式非常重要，因为它通常定义了一种初始状态，也就是说，一旦一个组织被认为具有这种模式，对进一步信息的搜寻就会停止，从而就理所当然地接受其他属性(Hannan et al. 2007, p. 78ff.)。不符合这种模式的组织就会在获得资金和扩大市场份额等方面面临更大的困难。

在组织模式出现的背后，我们可以再次推定概念整合在起作用。如果我们关注单一行为主体的层次，这些行为主体确实说出一些最终汇合成一个集体地位函数的述行语，概念整合的作用就很直观。例如，福科尼耶和特纳的理论可以应用于那些在金融市场上用来预测未来的——特别是在新业务模式出现的背景下——分析系统。 Ehrig (2009)在Beunza and Garud (2007)工作的基础上，阐述了在分析师的工作中参照性的使用情况，也表明概念整合在起作用。在网络泡沫中，分析师面临着对新出现的业务模式进行估价的艰难任务，对于这些新出现的业务模式而言，没有任何可以直接利用的经验。新技术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业务流程和顾客关系模式。在金融领域，这就需要那些可能对这些技术并不完全了解的投资者之间进行复杂的互动。同样，也就是说在此并不存在自我实现的预言这种简单的情形。如果存在客观原因导致最终一项技术没有实现预想的结果，任何投资者都不可能通过积累风险资本来推动这项技术。但是同时，如果投资者的预期没有进行成功的协调，一项技术尽管在原则上是可行的也可能会失败。分析师在此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又有了参照系冲突的例子，这种参照系冲突以说出述行语的分析师之间竞争的形式出现。分析师说的一些述行语最终将被证明是真实的从而成为新的组织形式的基本组成部分。

实际上，在网络公司的例子中，许多分析师以隐喻的形式陈述他们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分析师们建立了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中对新业务与已经存在的原有业务模式进行比较。例如，当亚马逊进入市场时，分析家们无法明确地对其业务模式进行评价。因此在市场上关于财务建议出现了参照系冲突。有些分析师把亚马逊比作是一个书商，其他分析师将其比作已有的基于互联网的分销模式，比如戴尔电脑。由此而产生的对于未来收益及相应的股价预测具有天壤之别。这两个参照系实际上提出了两种不同的现实。一旦一种现实确定下来，投资者和企业家之间的行动就可以成功地进行协调。这就标志着一种新的如今被普遍接受的业务模式——电子书商——的诞生。

很显然，这种模式是地位函数的另一个例子，如图3所示，因此我们可以说产业被制度化了。在组织生态学文献中，还特别重视组织模式的义务方面，因为它们为各种业务活动提供了合理性，并且为市场参与者分配了具体的义务和权利。一旦一种网络公司的模式被确定下来，产业就可以重新配置，于是一种新型的高科技企业就诞生了。这也适用于组织的衰落过程。例如，今天许多分析师都认同报纸的衰落。报纸是一种具有明确定义的组织模式，具有一种特有的行业寿命，一种相对固定的产品结构，以及稳定的读者群构成。报纸受到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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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新闻处理和网络分销的威胁。正如我们再次看到的，述行性是与适当性条件相关的，而这些条件比如在报纸的例子中可能会发生根本的变化。

总结一下，我现在已经说明了述行性是如何基于一种具体的认知功能，即概念整合。还可以在其之上增加很多内容，因为概念整合还受到了广义认知功能的支持。关于这方面，在制度经济学中已经有许多理论可以进一步支持述行性。对于某些关于认知的心理规律特别适用，在格式塔心理学中已经对这些心理规律进行系统化（Schlicht 1998）。要求组织模式具有一致性和清晰性的趋势，从而仍然不完善的模式一旦被认为是新兴的模式就会自发地进行完善，变成完善的系统，从这个意义上说增加了一种广义的创新功能，这些都对组织模式的形成起到了促进作用。这种过程除了别的方面以外还促进了正规化模式定义的产生。

福科尼耶和特纳还提出认知整合最终要依靠神经生理学过程，对此可以提出一些一般的假说。这是我们理解述行性所需要的最后一个基本组成部分。

4．述行性的神经哲学观点

4.1 地位函数的神经元基础

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说语言对于经济现实的构建是最重要的，正是因为语言不仅是一种心理现象，而且在语言使用者的社区中被外在化了。语言和其他经济实体是紧密相关的，从而构成我们所察觉到日常经济生活。这种语言观对语言学家很熟悉，他们很显然将语言当作一种人为现象，包括这种人为现象和大脑过程之间的关系（Ingram 2007, p. 3ff.），但是到目前为止很少有经济学家引用这种语言观，他们即使谈到语言也一般强调语言是一种纯粹的心理现象（例如，Rubinstein 2000），因此集中关注意义方面，这接下去很容易偏向解释学（McCloskey 1994）。

如今，在神经语言学中，将语言当作一种人为现象相对应的概念就是将神经生理过程和结构作为语言能力的根源。我提出在述行性分析中采用相同的方法论立场，因为这是从方法论角度而言完成经济社会学家向物质性转变最令人信服的方法。换句话说，我认为社会学对物质性的再发现只是一种更为广泛和全面的自然主义经济学理论的一部分。在这种自然主义理论中，物质性的观点可以与最近神经经济学的兴起联系起来，就神经语言学而言，如果不将外在的人工物品考虑在内，在本质上就是不完整的。

这种联系同样可以通过塞尔的制度理论建立起来。塞尔（1995，p.113ff.）认为地位函数未必能够通过有意识的思考感知到，就像经验丰富的足球运动员在踢球时除了在极特殊的情况下不会考虑所有的足球规则一样。塞尔假设地位函数以神经生理系统中一整套背景条件为前提，他将这些条件称之为能力。在原则上，我们可以说这些背景能力是使个体激活有关一个具体背景的地位函数的关键因素。因此，背景的概念将周围现象即环境与内部神经生理过程联系起来。这种关系是一种因果结构，并且与我们天真地认为的一种心理现象无关，我们认为是个物体。例如，长期踢足球以后，我们达到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我们的神经生理系统就会表现出根据足球规则采取行动的能力，而很少受到有意识思考的干扰。

塞尔宣称对于社会中所有的制度而言也是如此，因此遵守规则并非是一个可以从选择和有意识的接受和注意规则的角度进行描述的过程，而必须作为环境提示和行为倾向激活之间的因果环来理解，这就产生了一种外部观察者可以通过地位函数进行描述的行为。这意味着，具体而言，遵守规则是一种某种社会结构内部的正常功能，并不需要基于传统角度上的意义范畴。这与维特根斯坦在语言游戏里遵守规则的概念中意义范畴的解构完全一致，因此我们在外在论的语言观和外在论的制度观之间建立了一一对应的关系。我们通过增加述行性的概念来完成这种观点，述行性的概念明确地定义了从这种因果关系产生的行动。述行性填补了我们抛弃理性遵守规则的概念以后所留下的概念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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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的神经生理学倾向的构想产生了另一种理论联系，这种联系反映了塞尔的地位函数概念和概念整合理论之间的互补。关于神经元层次，与Lakoff (2008)的隐喻的神经元理论互为补充。这种理论假定大脑具有许多结构和与过程有关的特点，这与认知的概念分析是一致的。概念被看作是神经元组的排列，这些神经元组部分重叠并且被组织成更高层次的回路，比如格式塔回路，这些回路显示出某种机制，使得只要收到局部感觉和运动信息就可以激活整个回路。不同类型的回路以在神经系统中引导网络流通的相互激活或抑制的基本机制为基础。对于在制度理论中作为地位函数的认知过程的分析，有关大脑中的连接两个较大的结构特征是至关重要的：映射和黏连（mappings and bindings）。映射就是不同大脑区域之间的投射；黏连在更简单的组成单位之间建立一种统一体，它也可以将独立的概念联系起来。

这种系统的动力受到了少数原则的指导，其中最合适的原则对于概念结构的演化非常重要。最适合的原则意味着大脑在神经亚结构之间给定抑制关系的限制下使连通性最大化。这种力量是格式塔动力学和根据背景线索产生意义的基础。由于这些不同的动力，大脑可以在简单的映射和黏连之间建立更复杂的联系，这反过来可以成为进一步映射和黏连的对象。同时，要不是因为存在随机想象，这些结构可以持续地重新安排和重新创造。

按照这种框架，我们可以把语言和其他人工制品看作是产生输出结果的神经元过程的触发器，这些输出结果反过来又在大脑及其环境中进行处理。特别是语言工具在协调通过不同个体的输出结果的神经元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比较 Edelman 1987；Aunger 2002）。

将塞尔和拉考夫的神经哲学观点结合起来，遵守一种制度就是创造一种制度现实，从而表明在环境和大脑之间产生一种功能依存关系的因果过程。因此，述行性是理解大脑和环境共同演化的核心概念。这种观点必然包含对最近神经经济学的兴起的重要的概念反思。关于神经经济学对于经济学的重要性，人们一直在讨论，内容主要集中在简化论（reductionism）的可能性，即发现直接解释某一种行为的大脑机制(Camerer, Loewenstein, and Prelec 2005; Gul and Pesendorfer 2005; Harrison 2008)。然而，这种讨论没有将现代心灵哲学考虑在内。我提出的述行性的概念并非指简化论，而是恰恰相反，因为我的述行性的概念最终归纳为延展心灵/大脑假说（the extended mind/brain），这与认知科学中的分散认知理论史一致的(Hutchins 1995; Sterelny 2004; for a general overview over these different fields, see Wilson 2004)。

因此，我们得出了一种最终的最基本的观点。我提出将社会学的物质性概念和神经经济学结合起来，这可以以外在论心灵理论为系统基础。外在论假定如果不引用心灵或者大脑外部的事实就无法理解心理内容（综述参见Schantz 2004a）。在我们的背景中，主要的例子就是语言，因为语言的概念是与语言使用者群体密不可分的，而语言使用者群体按照定义是位于个体大脑之外的。就语言是人类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言，这就意味着心理内容是外在的。由此顺理成章地是，神经经济学研究如果不考虑外部事实就不可能产生任何关于行为的实质性观点。根本不存在行为的最终的神经元原因，因为所有的神经元现象与头骨的物理边界之外的现象共同起作用。

应当强调的是，这并非是语言的意义就是指外部对象这种陈旧观点的复杂表述。根据下面我说的一种外在论，意义的范畴被看作是内部和外部物质事件之间的因果环所产生的结果。这些内部和外部事件本身没有任何传统上的“意义”的概念，这被重新建构为包含这些因果环的演化结构背景下的一种本身的功能（关于目的论语言学, 参见 Macdonald and Papineau 2006, and with reference to language, Millikan 2005)。总之，意义的概念作为长时间演化过程的结果被分解为功能的概念(Dennett 1991; Dretske 1995)。

在本文中，我不可能进一步详述这些基础性问题（更多内容参见Hermann-Pillath 2010），但是我想阐述在金融市场上的应用，这种应用说明了这些问题与经济分析的相关性。述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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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地位函数和神经科学事实可以共同用来为现代金融现实提供一幅在经验上更有说服力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