潇洒,多么磊落。每一个字和整个篇幅都充满了豪放不羁的革命气韵。”明明写错了还要加以赞美,就像古代的佞臣面对皇帝的顺口溜大加赞赏一样。
到了文革,郭沫若也成了被攻击的目标,尽管他知道有的质疑让人嘀笑皆非,但他还是勇敢地向自己“开火”了:1966年4月14日,郭沫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扩大)会议上,听了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所作的《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报告后,在会上即席发言,讲出了当时令文化界颇为震惊的一段话: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1967年,在亚非作家常设局举办的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上,郭沫若致了题为《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的闭幕词。在向毛泽东表了忠心之后,感觉到意犹未尽,郭沫若竟即席朗诵了一首诗:“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也献给各位同志和同学”: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1976年10月6日晚,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四人帮”被叶剑英华国锋等通过事先周密策划神不知鬼不觉地抓起来,郭沫若闻讯后再也无法静心躺在医院里养病,“满腔的怒火,无限的喜悦,都汇成创作的热情,又像火山一样地爆发了”。他文思如潮,挥毫疾书,即兴填词《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然而,就在1976年5月12日,郭沫若还刚刚写过《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一词。
看到郭老的言论,共识君不禁迷惘了:哪个才是真实的郭沫若,哪首诗才代表他真实的想法?建国后的他不是诗人,而是“诗臣”, 毛说要批胡适,他就把胡适踩得不可翻身;毛说要百花齐放,他就为一百种花写了一百首诗;毛喜欢李白,他就专门写了一本《李白与杜甫》扬李抑杜。他总是急于表态,惟恐表得晚了上面怪罪。九大召开,他斥责刘少奇“大公贼,黄粱梦”。反右倾翻案风时,他又骂“邓小平,复辟狂。”当然,四人帮倒台时,他也表了态:“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
世人骂他“无耻文人”但也同情他在文革中失去了两个孩子的遭遇,承认他才华但也嘲笑他在文革期间写的狗屁诗。从郭沫若的历史转折中不难看出,当权力一旦与文艺结合,毁掉的也许不仅是文艺,还会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