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穹顶之下》(7)

柴静 穹顶之下

Edward Lagrence Avol(南加州大学医学院临床预防医学教授 ):如果让他们暴露在污染中的第一天，他们受到一部分功能损伤，他们暴露的第二天，他们的损伤没有第一天那么多，但这不是因为他们有了“适应性”,而是他们已经失去了这部分功能，损害已经发生。

柴静 穹顶之下

我就在华北天空下生活，这十年来我怎么没有觉察到雾霾的存在？我就去找了我们国家奥运空气质量保障小组的组长唐孝炎院士，她给了我这条曲线，这是2004年。

柴静 穹顶之下

11年前，那时候我们还没有PM2.5的检测，但是我们有 PM10,她是根据当时的估算，那个时候在污染期的话， PM2.5可以达到三百到四百，属于今天的严重污染。但那个时候我们一直认为那是雾，我们一直把它叫做雾。

柴静 穹顶之下

人们在当年并不是没有闻到呛人的味道，但煤炭带来的温暖和能量在当时更重要。1980年前后，北京市内有3700家工厂，对一个充满发展渴望的农业大国来说，烟筒被认为是进步的标志。

柴静 穹顶之下

过去30年内，我国的肺癌死亡率上升了465%，虽然吸烟和老龄化仍然是这个数字的主要因素，但细颗粒物明确的致癌风险，越来越得到重视。2012年，PM2.5被列入监测范围，国家《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随着收入增加，信息透明，人们对环境的期待越来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