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道德风险调控初探_基于信息经(2)

5农业经济问题6(月刊) 2009年第10期

以使被保险人有动机去关心保险标的,从而消除道德风险问题。但一般来说,这一结果并不适合于有限期间的情况。此外,由于保险市场的激烈竞争,保险公司一般不会分享潜在客户的信息,因此被保险人可以转到另外的保险公司投保,这使得保险公司很难在实际经营中对行为表现不好的客户实行惩罚性费率。

我国学者自2007年以来开始关注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道德风险问题。庹国柱、朱俊生(2007)认为由于农业保险的特殊性(保险标的是活的生物而且广泛分散、农业灾害及其损失的伴生性、相互关联等),其道德风险和逆选择比一般商业保险更为严重而且难以防范。因此,防范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道德风险就成为农业保险健康运行的保证。姜鲁宁(2008)针对农业保险中道德风险的特点,提出我国应加强保险立法,建立完善的保险法律体系;加强农业保险业务的技术管理,由国家专业保险公司负责业务技术指导。李勇杰(2008)系统分析了农业保险中道德风险存在的内涵机理和道德风险产生的因素,提出3大防范对策:引入高科技手段提高信息的透明度;构筑系统的道德风险监管体系;加强农户的道德意识。俞雅乖(2009)认为农业产业化与政策性农业保险存在互动机制,农业产业化通过强化农户的风险意识和提高农户的支付能力来增加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同时,通过提高农户的组织化程度和加强农户的合作机制来降低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道德风险。陈晓霞(2009)从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在农业保险中的具体表现出发分析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并从引导农民树立诚信意识、提高企业经营技术水平及农业保险制度设计等方面提出了解决对策。

二、投保人道德风险的理论分析框架

农民购买农业保险后,大自然决定是否发生灾害。为了便于分析,假设保费为CP,防护措施的成本为C,灾后保险理赔款为RI(-c),灾害发生的概率为q,产品销售收入为RS(c),所以农民的净收益U(c)=qRI(-c)+RS(c)-CP-C,其中RcI(-c)>0,RcS(c)>0(灾害发生的前提下),最优化的一阶条件为Uc(c)=-qRc,即I(-c)+RcS(c)-1=0RcRcS(c)-1S(c)-1=Rc(-c)。其中,为防护措施的边际收益,Iqq

RcI(c)为防护措施的边际成本,最大化意味着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

对农民而言,保费CP是沉默成本,而灾害发生的概率q是不可预知的,若灾害没有发生,cov[C,RS(c)]=0意味着即使加大防护措施,只能增加成本而不会增加销售收入,故农民在日常生产中可能会通过减少防护措施来降低生产成本。若灾害发生,防护措施在增加成本的基础上以保险理赔款RI(-c)为代价换取销售收入RS(c),是否能使净收益增加仍然存在不确定因素,故农民可能会疏于救灾。虽然目前我国的农业保险是成本保险,相对于农户的收入很低,但事实上的确存在农民的骗赔行为(如频频出现的牲畜保险骗赔现象)。原因如下:(1)销售收入的大幅降低缩小了保险收入和销售收入的差距,比如发生产品滞销等情况;(2)保险理赔过程简易、及时,相比之下,农民的销售过程缓慢且需要消耗一定的人力、物力,产生了机会成本;(3)免赔额的存在诱使灾后损失在免赔额范围内的农民产生获取保险赔偿的倾向。上述分析为农业保险中道德风险的存在提供了理论依据。综上,我们将农民投保后的行为分为四类:正常防护、疏于日常防护、疏于救灾和蓄意骗赔。由于疏于日常防护和疏于救灾两种行为都通过减少防护措施的成本C进而影响农民的净收益,其分析过程基本相同,故在博弈模型中体现为疏于防护。

三、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道德风险调控)))基于/三方博弈0的分析

我们根据农民投保行为重复的次数分为一次性投保和多次性投保。在一次性投保中,我们又依据剩余索取权主体的不同分为两类:保险公司取得剩余索取权和农民取得剩余索取权。

(一)一次性的投保行为

11保险公司取得剩余索取权。

(1)奖惩机制。模型意义:农业保险市场中道德风险存在的根源是参与人(农民、保险公司、政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