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国家学说的逻辑构成_从孔子到孟子(二)(4)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２００６／６总第１７８期本刊冈址＂ＷＷＷ．托ｅｂａｏ．ｎｅｔ。１９

护自己权力地位的需要压抑自己这种内心的感受，而这样做的结果是使之变得更加残酷，其仁义之心也就无从产生了；告子说：“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无分于东西也。”【３引如上所述，孟子所说的“人性”，本身就是能够启发那些政治君王们良心发现的心理因素，本身就是善的，他根本不把其他因素归入“人性”的范围，所以在他看来，人性只能是善的，也只能向善的方向发展；告子说“生之谓性”旧引，亦即存在本身就是性，性与性是相同的。我们知道，孟子的“人性”是与“兽性”相区别而言的，对于那些政治君王而言，“人性”是“仁政”的思想基础；“兽性”是“暴政”的思想基础，二者是绝对不能混淆起来的；告子说：“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旧叫根据我的理解，告子的意思是说，饮食男女这些人的物质欲望本身就是“性”，而“仁”是内在心灵的事实，不取决于外在的条件；“义”则取决于外在的条件，而不是内在心灵的要求。这实际是将“性”、“仁”、“义”都割裂了开来，是彼此不相关联的东西。但孟子的“人性论”，恰恰是为了从“人性“中发现政治君王能够感受、理解、接受并自觉培育自己的“仁义”之心的根据，而所有这一切，又都是为了政治君王能够讲“王道”、行“仁政”，落实在政治实践之中，内和外是相通相联的。所以他不能接受告子这种将彼此割裂开来的理论；告子还说“性无善无不善”、“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有性善，有性不善”，这都与孟子建构自己的“人性论”的目的不相符合，所以也无法动摇孟子自己的人性论观念。

五

在上引孟子那段关于“不忍人之心”的论述中，孟子还认为从政治君王的“不忍人之心”，可以发展出“四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就为政治君王的人性发展疏通了一条管道：实际上，“不忍人之心”就是一种“恻隐之心”，就是对那些“无罪而就于死地的人”产生的一种怜悯和同情。有了这种怜悯心和同情心，对自己的某些行为和做法就有了与平日不同的感受，就有了“羞恶之心”。这种“羞恶之心”，使人能够对自己有所约束，不再像野兽一样肆无忌惮、横行霸道，而将人当作人来对待，以礼待人，这同时也就有了是非的感觉和分辨是非的能力。在孟子看来，只有有了这“四心”，才成其为“人”，否则，就与野兽没有任何区别了。与此同时，这“四心”又

是人的四种基本品质的生长点（“四端”）：“侧隐之心”是“仁之端”、“羞恶之心”是“义之端”、“辞让之心”是“礼之端”、“是非之心”是“智之端”。在另外一处，孟子又将这“四心”直接说成是四种基本品质（我们可以称之为“四德”）：“侧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刮这样，孟子就将自己的“政治人性论”同孔子的“社会人性论”结合在了一起。这种结合对理解孔子思想学说带来了某些混乱，但对于接受孟子的思想学说却是有益的。我们必须意识到，孟子的“四心”仍然只能作为孟子“政治人性论”的基础，而不能取代孔子的“社会人性论”，更不能取代西方近现代所谓的“资产阶级人性论”。政治结构向来是一个宝塔型的上下等级结构，政治也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管理体制。虽然政治家总是谦卑地自称为“人民的公仆”，但对于从政治上层发出的指令，还是要求全体国民必须遵从的。作为“四心”基础的“侧隐之心”，就是建立在这种上对下的怜悯和同情的基础之上的。对于政治家，这是同其治下的国民建立精神联系的人性基础，也是保障其政治活动的社会意义的根本命脉，至今在中国老百姓中间还流传着一句话：“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说的就是这种上对下的怜悯与同情，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治责任感。对于一般的社会关系，这种上对下的怜悯和同情就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是不利于平等关系的建立的。在充分理解别人的基础上尽量充分地表达自己，在充分表达自己的基础上充分地理解别人，从而建立起相互同情和理解的关系。应该说，这才是社会人性论的基本特征。我认为，在中国社会，孔子与其学生的关系最早地体现出这种平等交流的关系，虽然在此后的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的发展中没有得到持续的、正常的发展，但其意义却是不能抹煞的。

接触到孟子的“人性论”，就不能不注意到他的“心论”。

“心”这个概念肯定不是孟子发明的，但这个概念之在中国文化中成为一个“关键词”，一个核心概念，却是孟子的功劳。

在孟子的思想学说里，孔子的“仁”也成了一个“心”的概念，被组织进了他的“心论”的思想体系之中。他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叫但是，孑Ｌ子的“仁”却没有如此单纯。我认为，孔子思想学说中的“仁”，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心”的概念，而是一个由“心’’、“脑”共同构成而又超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