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古代小说叙事及评点(2)

的概念，而既然这时的小说形态尚没有真正确定形成，那么理论之说似乎有些根基不牢。与其说是理论的萌芽，不如说就是在小说萌芽初最先出现的关于小说基本特点的表述。而作为叙事文的小说显然并没有出现。《易经》“暌”卦之上九爻辞记录“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读来感觉分明就是一个小故事。一个人孤单的走路，看见猪的背上有泥，还有满载鬼的车，于是他先是拉开弓，可是接着又放下了，因为他发现原来不是强盗，是来迎婚的。还有像《山海经?海外北经》中《夸父逐日》的故事。“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作为最早的叙事文字，这些描述都是简练的，但是已经具备了情节性这个小说的重要特征，有了记叙的程式。但是，这样的“存在方式是较为散漫的，未能成为叙事文类的范式，成为范式者乃是历史叙事”。[6] 二、小说叙事与史传关于小说和史传的关系，研究多有论述。石昌渝在《中国小说源流论》中有《小说文体的孕育》一章，专论史传对小说的孕育：“中国却有叙事水平很高的史传，史传生育了小说。”，“从叙事传统来看，……史传积累了丰富的叙事经验，不论是在处理巨大题材的时空上，还是在叙事结构和方式上，还是语言运用的技巧上，都为小说艺术准备了条件。”[7]文史相通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一大特点。中国神话零散而没有成系统，并且较早就开始了神话历史化的过程，因而并没有像西方的《荷马史诗》一样的巨著，这也是和中国史传统发达有密切关系的。中国成熟的历史著作如《左传》出现在春秋末战国初，它内容丰富、状人叙事生动。至司马迁《史记》问世，历史著作或史传文学形成高峰。可以说，《左传》和《史记》就是以真实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为基础，用散文写成的伟大的中国“史诗”。就史传文学与小说的差别而言，小说在于作者“作意”而为“幻设语”(胡应麟语)，史传作者则只能按历史上曾有过的人和事有根据地描述。又正如金圣叹在评点《水浒》时所说的，《水浒》“是因文生事”，史传(《史记》)“是以文运事”。但是“幻设”不能不以生活现实为依据，“以文运事”者也有选取什么和从哪个角度抒写的自由。所以，明清的小说论者，常把《水浒》、《红楼梦》比“盲左腐迁”[8]，他们更多的是关注二者的联系以及史传文学的叙事传统，并不强调二者在虚和实方面的差异。关于史传和小说，或者说史传和叙事之间的关系，陈平原在《中国散文小说史》中有如下一些论述。他将具体研究的作为叙事的小说概念作以限定，提出“古小说”的概念，以唐传奇的出现为分期。唐传奇通常被认为是“有意为小说”的开始，到唐代，小说的创作和认识已经到了自觉的阶段。陈平原的研究认为“小说以叙事为主，而在中国，叙事实出于史学。……《左传》《史记》才代表叙事之文的成熟。所谓 左氏之文 与 史迁之法 ，乃是中国叙事文学的 不祧之祖 ”[9]。小说家出于对史著崇高地位及其娴熟的叙事能力的仰慕，因而可以模仿；叙事能力的成熟，是作为文类的小说得以独立的关键。在肯定了中国叙事文学脱胎于史传后，他的研究又进一步强调了在文体的独立发展过程中，作为叙事的小说和记录历史的史传二者的差异，真正独立的小说文类，更需要摆脱“史家之文”的羁绊，除了“叙事”与“虚拟”，还要突出小说想象虚构在创造力的突出地位。 按照大多数研究生对小说发展的观点来看，具备叙事这一小说的基本要求和特点的文体形态从魏晋的志人志怪小说开始，到以唐传奇为标志的与文人文化的融合，再到宋代以说话为标志的对民间艺术养份的吸取，最终形成明清古典小说叙事的高峰，尤其是明末清初阶段，在繁荣的小说创作之外，又出现了一支新的文人小说评点队伍，批评在小说领域得到空前的关注，和小说的繁荣互相影响。李卓吾标举“宇宙间五大部文章”，金圣叹提出“六才子书”并加以评点，李渔吸取前人成果提出“四大奇书”的说法，文人这一时期对小说的积极评点高度称赞正显示出叙事在此间小说创作上取得的最丰硕成果。单就中国叙事文发展线索简单来看，“中国叙事文的 神话——史文——明清奇书文体 的发展途径，与西方 epic——romance——novel 的演变路线，构成有意义的对比。”[10] 三、小说评点对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的解读小说评点高峰与小说创作高峰是基本一致的，古代小说评点是中国叙事作品的特殊的阐释学。按照现代文学理论的观点，批评家作为文本的分析者，是读者和文本、读者和作者之间交流的中介。而中国古代的小说评点赋予中国一批叙事经典以特殊的存在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些作品的阅读过程和阅读形态。“评点家半为鉴赏者、半为叙事理论探索者，半为读者之友、半为隐蔽的改作者的综合型角色，使一部评点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经典作品的接受史。”[11]金圣叹等人的评点注重主体的审美经验，西方叙事学则重审美客体的分析。比如在对意义的读解方面，他们关注的是作品的意义是什么 ，而西方叙事学探究的是作品的意义是如何生成的。对《金瓶梅》的意义的阐释，张竹坡认为它是一部泄愤之书，而美国叙事学家浦安迪则把《金瓶梅》纳入奇书文体之中，从奇书文体的“百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