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好政府主义”

胡适“好政府主义”

胡适“好政府主义”思想述评a

“五四”以后, 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在中国思想政治舞台上, 各种新思想异彩纷呈, 要求改良社会政治和制度的言论非常活跃。各种思想的代表人物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 以期对社会的变革施加影响。胡适倡导的“好政府主义”就是诸多政治思潮中曾经比较有影响的一种。

一、胡适首倡“好政府主义”

“好政府主义”政治主张是由胡适、蔡元培等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于1922 年5 月提出来的,而首倡这种理论者, 当推胡适。早在1921 年6 月,胡适在接见安徽籍民国旧国会议员汪叔潜时说:“现在的少年人把无政府主义看作一种时髦东西,这是大错的。我们现在决不可乱谈无政府; 我们应谈有政府主义, 应谈好政府主义”。 这是胡适第一次提到“好政府主义”这个名词, 但它的含义是什么, 胡适当时并没有说明。1921 年夏, 胡适应邀到苏州、南京、安庆等地作演讲。8 月 5 日, 在安庆第一中学的演讲中, 胡适首次公开演说“好政府主义”。

在这篇演说中, 胡适开宗明义地提出他的“工具主义的政府观”。他认为, 好政府主义的基本观念是一种政治的工具主义, 它包括三层意思: 其一, 人类是造工具的动物。政治的组织是人类发明的最大工具。政府的存在是由于这种工具的需要。其二, 这种工具是一种有组织、有公共目的的权力。法律制度就是这种权力的表现。其三, 这种工具, 若用的得当,可发生绝大的效果, 可以促进社会全体的进步。依此理论, 胡适更进一步地阐述了工具主义政府观的三个引申意义, 或者说是评判政府好坏的三条标准: 一是批判政府的标准。政府是社会用来谋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福利的工具, 故凡能尽此职务的是好政府, 不能尽此职务的是坏政府, 妨碍或摧残社会的公共福利的是恶政府。二是民治(人民参政)的原理。工具是须时时修理的, 政府是用人做成的工具, 更须时时监督修理。因为人都有揽权的天性, 又都有滥用权力的趋势。无论怎样的好人,若久揽大权, 若无有监督, 总会滥用他的威权去谋他的私利, 私利与公共福利冲突时, 他就会滥用他 的威权去摧残公共的福利了。故这个工具有严格监督和随时改组修正的必要, 凡宪法、公法、议会等等都是根据这个原理的。三是革命的原理。工具不良, 修好他; 修不好时, 另换一件。政府不良,监督他, 修正他; 他不受监督, 不受修正时, 换掉他。一部分的不良, 去了这部分; 全部不良, 拆开了, 打倒了, 重新改造一个!一切暗杀, 反抗, 革命,都根据于此。最后, 胡适提出了“好政府主义”实现的三个条件: 首先, 要有一个简单明白、人人都可懂得的公共目标——好政府; 其次, 要一班“好人”都结合起来, 为这个目标作积极的奋斗。最后, 要人人都觉悟, 政治不良, 什么事都不能做: 教育也办不成, 实业也办不起, 甚至于小生意都做不成。很明显, 胡适“好政府主义”的基本思想来源于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思想。其一, 胡适汲取了西方特别是英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精华, 强调“民治”、“监督”的“人民参政”意识。他认为, 政府是由人组成的, 人都有“揽权”、趋向保守的习惯, 因而作为为社会谋福利的工具的政府, 应时时受到人民的“监督”、“修正”乃至“重新改造”。然而, 胡适一方面强调“民治”、“人民参政” , 另一方面却相信, 要做到这一点, 就得“一班‘好人’都结合起来” ,“作积极的奋斗”。这样, 胡适所说的“民治”、“人民” , 其实并不是指广大民众, 而是少数的几个“好人” , 他所说的好政府, 实际上就是好人政府。这反映了他轻视民众、脱离民众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似乎国家只要出了几个好人, 经过好人的奋斗, 政府就会变成好政府, 就可以促进社会的进步。其二, 胡适所倡导的好政府主义, 实际上就是他极力推崇的实用主义理论的翻版。胡适既相信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 又信奉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柏格森的理论。他把政府看成是一个工具——一个由人组成的工具。然后根据实用主义的观念来评判什么样的政府是好政府、什么样的政府是坏政府或恶政府。安庆演讲后, 胡适在上海、北京等地又多次作过讲演。那时的胡适, 满脑子里充满了“好政府主义”的思想, 所以作报告也好, 写文章也好, 都离不开谈“好政府主义”。众所周知, 胡适曾在《新青年》杂志上宣称“二十年不谈政治”。为什么此时他又要介入政治、大谈“好政府主义”呢?这有一定原因的。按照他自己的说法: 一是政治逼出来的。“正如穆罕默德不朝山, 山朝穆罕默德一样, 把二十年不谈政治放弃了。”另一个原因是朋友激出来的。胡适说, 丁文江常常鼓动他们出来讨论政治, 干预政治。丁文江“常责备我们不应该放弃干预政治的责任。他特别责备我在《新青年》杂志时期主张‘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话。他说‘你的主张是一种妄想; 你们的文学革命、思想改革、文化建设都禁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 , 因此“他向来主张, 我们有职业而不靠政治吃饭的朋友应该组织一个小团体, 研究政治, 讨论政治, 作为公开的批评政治或提倡政治革新的准备”。于是, 1921年5 月, 胡适、丁文江等人商议成立“努力会” , 开始了有组织的政治活动, 胡适大谈起政治来了。

二、“好政府主义”的政治主张

1922 年 5 月 7 日, 胡适等人创办《努力》周报。该报的创刊, 为胡适宣传好政府主义提供了舆论阵地。在《努力》发刊词中, 胡适满怀热情地写道:“天下无不可为的事, 直到你和我——自命为好人的——也都说‘不可为’ , 那才真是不可为了。 朋友们, 我们唱个《努力歌》 :‘不怕阻力!不怕武力! 只怕不努力! 努力! 努力!’‘阻力少了! 武力倒了! 中国再造了! 努力! 努力!’” 5 月11日, 胡适为《努力》做了一篇政论文, 题目就叫《我们的主张》。他说, 这篇文章“颇可用为一个公开的宣言” , 如果只在《努力》周报上发表, 影响绝不会很大, 最好能约几个“好人”加入, 作一个公开的宣言发表, 这样, 影响定会大些。他说到做到, 立即打电话给汤尔和、陶行知等人, 说明原意, 并约他们第二天到蔡元培家里具体商议。第二天上午, 应邀前来的有梁漱溟、王宠惠、罗文干、陶孟和等10 余人。他们讨论了《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