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农民工就业平等权的现状与思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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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现行《劳动法》根本没有禁止“户籍劳动歧视”的条款。而根据有关的法规及司法解释，比如，1994年11月劳动部发布的《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对民工进行了明显的“户籍劳动歧视”，实际上，这种歧视，不仅限于民工，而是在所有的劳动者身上都普遍发生。正是由于这一点，使很多企业因为户籍限制而不能招聘自已急需的人员，很多劳动者也因户籍歧视而不能应聘那些能更好发挥其才能的岗位。

这已经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导致劳动力不能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极大地浪费劳动力资源，使其不能优化配置。

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农业部门存在着极为丰富的劳动力，工业部门只要认略高于农民收入的低工资，就可以获得“无限供给①”劳动。从而在相当长时期内实现低成本发展。从人口的发展周期和现代化的发展速度来看，一般而言，这个过程会长达“至少50年”，中国农民工的工资与国际标准相比，“很低”——是欧美的1/30—1/50，是中国台湾的1/30左右，这被称为中国参与国际大分工的“比较优势”。

说它在情理之中，是由于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和义务教育政策到目前刚好到显效期。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刘大洪指出，由于人口的更新换代，老一辈的民工已经由于年龄原因而退出了，新一代成长起来的民工虽然仍没达到发达国家高素质程度，但是，与他们父辈相比，中国的新一代民工已经有了长足进步，他们不会继续接受廉价劳动力的命运。

新一代民工关心则是争取话语权，包括城市工人相同的同工同酬权，法定的劳动保障权，岗位培训权，他们进城的目的，由生存的起码要求，升级为渴望自身价值的实现。他们渴望融入当地城市，他们的求职价值取向，更倾向于工作环境好，待遇高的企业，而不再是为了解决温饱问题，要再苦再累的工作也去做。

当现有的岗位，不能满足他们的这些要求时，他们宁愿选择暂时的不就业。报有这种想法的人多了，最终就酿成了大面积的“民工荒”。

以前，当劳动力市场处于“买方市场”的时候，企业可以随意挑选劳动力，劳方处于弱劣势，老一辈民工唯命是从，因为他们的工资养活一家三口甚至四口，还有子女的学费。一家人的生计都掌握在他自已手中。唯恐失去了这份工作之后，再也找不到新的工作了。他们默默忍受了长期加班加点，劳动强度大，公司制度苛刻，工伤得不到补偿，不帮职工缴纳社保等现象非常普遍。他们不敢维护自已的合法权益，他们社会地位，财力，文化程度相对于雇主都处于劣势，今年国家安全总局下令，对煤矿伤亡一人可赔偿20万元，农民工工资长期拖欠，讨要无果，温总理替农民工讨工资，拖欠工资，不仅出现在私营企业，国有企业，甚至还有政府单位。地方出台政策，强制企业给员工交纳三险，不拖欠工资，尤其在建筑市场，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如果建筑企业拖欠工程款，和民工工资，可能被逐出当地建筑市场，还有不良记录。企业工会形同虚设，不能维护民工的合法权益。现在各行各业“跳槽”比较严重，一方面说了人才流动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另一方面，说明劳资双方关系矛盾突出，对于不满意的企业，他们已经敢说“不”，通过辞职换单位，来表达自已的不满。

近几年，劳动部门和法院受理的劳资纠纷缴增，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就是工人已经觉醒，争取自已的合法权益，提高待遇，降低劳动强度，减少工作时间，增加福利。

三、现行《劳动法》关于集体合同的条款急需严谨化

民工与用工单位之间，以集体合同最为普遍。但是，现行《劳动法》在这方面也存在着不足，其第三十三条款定“企业职工一方与企业可认就XX事项，签订集体合同。”“从法律用语的严谨性上看，这里的用语是“可以”而不是“有权”按照法理学上的理解，“可以”表示一种任意性的权利，当事人可认为一定的行为，也可认不为一定的行为。那么，当劳动者提出要签集体合同时，用工单位就“可以”选择不为，不为这种行为，即拒绝与劳动者签订集体合同。可见，现行《劳动法》第三十三条关于集体合同的规定，是一种授权规范和任意性规范，而非义务性规范和强制性规范。这明显不利于保护弱势群体的劳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