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方法论读书报告
据,结合种种假设层层推证表达自己的观点。第二部分卢梭进一步考察了科学和艺术本身,
认为由人类智识所产生的一切,甚至道德哲学本身,都诞生于人类的骄傲。以此作为出发点,
卢梭认为科学和艺术也同样都是从罪恶中诞生而来。在第二部分中,卢梭认为科学和艺术的
复兴对于人民优美的审美力和判断力形成起到了消极作用,教条衍文代替了对于知识及常识
的内化与表达,同样不利于人性的自然发展。两个部分从不同层面回答了“科学与艺术的复
兴是否有助于净化德性”这一论题。
歌德曾言:“伏尔泰代表了旧世界的终点,而卢梭则是新世界的开端。” [2] 而俄国赫尔
岑则更为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伏尔泰还为了文明与愚昧无知战斗时,卢梭却已经痛斥这种人
的文明了。” [3] 在启蒙主义运动时代,具有进步思想的人民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和天主
教会压迫,热烈追求思想解放和个人自由。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是新时代人民高举的两大旗
帜,也是人们对抗宗教愚昧和特权主义最有力的武器。与此同时,科学知识体系的不断完善
和发展、杰出科学成果的发明及其广泛应用推动着生产技术的进步。科学与启蒙相辅相成。
正如哲学家卡西勒所言:“当自然科学的成就重新描绘了宇宙图景、当科学方法论成为一种信
念时,理性才独立于宗教启示,奠定了神圣的权威。科学在启蒙思想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几
乎是无限的威力”。[4] 当等众多启蒙学者都认为人类社会文明将会顺此趋势逐步发展不断向
更高文明递进,并坚信科学与艺术的进步必然会带给全社会莫大的福祉时,卢梭并不这么认
为。卢梭痛斥这种文明,他言:“身体的需要乃是社会的基础,精神需要则是社会的装饰。政
府与法律为人民集体提供了安全与福祉;而科学、文学和艺术,由于它们不那么专制因而也
许更有力量,就把花冠点缀在束缚着人们的枷锁之上,它们窒息了人们那种天生的自由情操
——看来人们本来就是为了自由而生的,——文明使他们喜爱自己被奴役的状态,并且使他
们成为了人们所谓的文明民族”。[5] 这种源自对科学与理性文化及人类整体文明的深刻反思
与关照体现了卢梭对于现阶段社会整体精神状态及未来社会有可能“礼崩乐坏”的隐隐担忧。
卢梭这种大破大立式的观点较为激进,招致了时人的不满,不少同时代的学者及思想家将卢
梭斥之为“启蒙的敌人”,或因为对其学说观点的误解,而将其视为“反启蒙”一类人物。然
而,无论哪一种评价,都意味着卢梭具有前瞻性、深刻性的理论对其所处时代及后世有着重
要意义和影响力。正如学院哲学家麦金太尔评价的这样:“他有意使自
己与整个启蒙运动的倾向相对立,并且部分地参与,作为一个道德哲学家,除了休谟和
康德,他不可比拟地高处于18世纪任何其他著述家之上。我们看一看启蒙运动的典型著述家
和卢梭对自由所采取的不同态度,就可以最好地说明卢梭的重要性。” [6] 卢梭在提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不利于净化德性” [5]后,按照自己的社会理想勾勒出
一个有着太古时代气息的淳朴的伊甸园,这个伊甸园与老子《道德经》中的许多思想有诸多
相似之处。卢梭恳求上帝请上帝将人民从他们祖先的那些知识与致命的艺术里面解救出来,
并赐还给无知、无辜和贫穷于人民,因为卢梭认为奢侈必然导致风尚的解体,进而引起趣味
的腐化,而教育毫无意义,只能虚饰精神,腐蚀判断,使公民遗漏责任感。唯有无知、无辜
和贫穷才会使人民真正感到幸福。卢梭的这种思想与老子“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
之”
[7] 的社会理想有异曲同工之妙。卢梭认为有学识者“以他们那些致命的诡辩武装起自
己以后,就在摇撼着信仰的基础并在毁灭德性了。他们鄙夷地嘲笑祖国、宗教这些古老的字
眼,并且把他们的才智和哲学都用于毁灭和玷污人间一切神圣的事物。” [5] 因而希望通过
远离科学与艺术而使人民社会达到最原始的状态,这与老子所倡导的“绝圣弃智,民利百倍;
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及“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乘乘
兮,若无所归” [7] 的社会及个人状态相吻合。二者皆以“自然”对抗“文明”,并希冀借
由远离科学与艺术使个人智识与社会构建皆复归于最原始淳朴的状态。在某种意义层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