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海虹主编《高等学校研究生英语综合教程 下》(5)

熊海虹主编《高等学校研究生英语综合教程 下》课后练习答案

3 对我来说，像对其他人也一样，网络已经成为了一种通用的媒介，大部分信息都通过这个渠道进人我们的眼、耳，最后进人我们的大脑。能从这样一个异常丰富的信息库中直接获取信息，其优点是很多的，而且也得到了广泛的描述和适当的赞誉。“硅存储器的完美记忆性，”《连线》杂志的克莱夫·汤普森写道，“对于思想来说是一个大实惠。”但是这个实惠是要付出代价的。就像媒体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恩在上世纪60年代所指出的那样，媒体可不只是被动的信息渠道。它们不但提供了思想的源泉，也塑造了思想的进程。网络似乎粉碎了我专注与沉思的能力。现如今，我的脑袋就盼着以网络提供信息的方式来获取信息：飞快的微粒运动。曾经我是文字海洋中的潜水者，现在我则像是摩托艇骑手在海面上风驰电掣。

4 我并不是唯一一个有此感觉的人。当我向文学界的朋友和熟人提到我在阅读方面的困扰，许多人说他们也有同样的感受。他们上网越多，在阅读长文章时，就越难集中精力。我所关注的一些博主也提到了类似的现象。斯科特·卡普开了一个有关在线媒体的博客，最近他承认自己已经完全不读书了。“我大学读的是文学专业，曾经是一个嗜书如命的人，”他写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他推测出了一个答案：“如果对我来说，通过网络来阅读的真正理由与其说是我的阅读方式发生了改变，比如，我只是图个方便，不如说是我的思维方式在发生变化，那么我该怎么办呢?” 5 布鲁斯·弗里德曼经常撰写有关电脑在医学领域应用的文章。他在早些时候同样提到因特网如何改变了他的思维习惯。“稍长些的文章，不管是网上的还是已经出版的，我现在几乎已经完全丧失了阅读它们的能力。”在密歇根大学医学院长期任教的病理学家布鲁斯，弗里德曼在电话里告诉我，由于上网快速浏览文章的习惯，他的思维呈现出一种“碎读”特性。“我再也读不了《战争与和平》了。”弗里德曼承认，“我失去了这个本事。即便是一篇长达三四段的博客也难以消化。我只能略微浏览一下。” 6 仅仅是趣闻轶事还不能证明什么。我们仍在等待长期的神经学和心理学的实验，这将给因特网如何影响到我们的认识一个权威的定论。伦敦大学学院的学者做了一个网络研读习惯的研究并发表了研究结果。该研究指出，我们可能已经彻底置身于阅读与思考方式的巨变之中了。作为五年研究计划的一部分，学者们检测了计算机日志，它跟踪记录了两个流行的搜索网站的用户行为。其中一个网站是英国图书馆的，另一个是英国教育社团的，他们提供了期刊论文、电子书以及其他一些文献资源。他们发现，人们上网时呈现出“一种浮光掠影般的形式”，总是从一个资源跳到另一个资源，并且很少返回他们之前访问过的资源。他们常常还没读完一两页文章或书籍，就“弹”出来转到另一个网页去了。有时候他们会保存一个篇幅长的文章，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曾经返回去认真阅读。

7 多亏铺天盖地的网络文本，更别说当下时兴的手机短信，可供我们阅读的东西很另一种阅读模式，背后隐藏的是另一种思考方式—也许甚至是一种全新的自我意识。“不仅阅读的内容塑造了我们，”塔夫茨大学的发展心理学家、《普鲁斯特与鱿鱼:阅读思维的科学与故事》的作者玛丽安娜·沃尔夫说，“阅读方式也体现了我们自身。”沃尔夫担忧，网络所倡导的将“丰富”与“时效性”置于首位的阅读方式可能已经削弱了那种深度阅读能力。深度阅读能力的形成应归功于早期印刷术的发明，有了它，长而复杂的散文作品也相当普遍了。然而，她说，当我们在线阅读时，我们往往只是一“信息解码器”而已。我们对文句的设释，心无旁鹜、深度阅读时形成的丰富的精神联系，这些能力很大程度上已经消失了。

8 沃尔夫认为，阅读并非人类与生俱来的技巧，它不像说话那样融人了我们的基因。我们得训练自己的大脑，让它学会如何将我们所看到的字符译解成自己可以理解的语言。而媒体或其他我们用于学习和练习阅读的技术在塑造我们大脑的神经电路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实验表明，表意字读者(如中国人)为阅读所创建的神经电路和我们这些用字母语言的人有很大的区别。这种变化延伸到大脑的多个区域，包括那些支配诸如记忆、视觉设释和听觉刺激这样的关键认知功能的部位。我们可以预料，使用网络阅读形成的思维，一定也和通过阅读书籍及其他印刷品形成的思维不一样。 9 1882年，弗里德里希·尼采买了台打字机。此时的他，视力下降得厉害，长时间盯着一张纸会令他感觉疲惫、疼痛，还常常引起剧烈的头痛。他只得被迫缩减他的写作时间，并担心自己今后恐怕不得不放弃写作了。但打字机救了他，起码一度挽救过他。他终于熟能生巧，闭着眼睛只用手指尖也能打字—盲打。心中的词句又得以倾泻于纸页之上了。

10 然而，新机器也使其作品的风格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尼采的一个作曲家朋友注意到他行文风格的改变。他那已经十分简练的行文变得更紧凑、更电文式了。“或许就因为这个仪器，你甚至可能会喜欢上一个新短语，”这位朋友在一封信中提到，在他自己的作品中，他“在音乐和语言方面的‘思想’常常要依赖于笔和纸的质量”。

Unit 5

《阿尔卑斯山上的离婚》写于19世纪80年代，以维多利亚时代为背景，将当时社会中充满着虚伪和欺骗的婚姻状况呈现在读者面前。那个时候离婚可是个禁忌的话题。故事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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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约翰·伯德曼是一个常常走极端的人。这本来应该没什么，但可惜，他妻子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