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军事变革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军事变革 作者:刘志青
鉴于冷战给各国人民造成的危害,中国积极倡导摈弃“冷战思维”,建立和谐的、新的国际安全体系。1997年4月23日,江泽民在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发表了题为《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而共同努力》的演讲,正式提出树立新安全观的主张,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中得到确认。1999年3月26日,江泽民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的讲话中,对新安全观进行全面系统的阐述,指出新安全观的核心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江泽民认为:互信是维护和平的思想基础,互信要求互不猜疑,互不敌视。要做到互信就必须摒弃意识形态偏见、摒弃强权心态、摒弃“冷战思维”。互利是维护和平的物质基础,世界正越来越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整体,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安全越来越有赖于国际整体安全的实现。互利要求在实现本国安全利益的同时,也充分考虑和尊重别国的安全利益,以实现安全利益的共享和共赢。平等是维护和平的政治基础,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强弱,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都有享受和平与安宁、维护自己安全利益的平等权利,在国际安全事务中享有平等的发言权,反对由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主宰世界安全事务。协作是维护和平的现实途径,协作不是结盟,而是建立在互信、互利、平等基础上的开放式的以共同维护和平为目的的新型安全机制,它旨在通过和平对话消弭不安全隐患,预防军事冲突,以平等协商解决利益纠纷和历史争端,而不是诉诸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胁。上述几个方面是互相联系在一起和共同起作用的,而不是彼此隔绝的。江泽民倡导的新安全观反映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呼声,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大趋势,符合全人类的共同安全利益,是一种全新的安全思维。它代表当代先进的战略文化和安全理念,是中国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在新时期的继承和发展,也是中国爱好和平、谋求发展的新型政治理念在国际安全事务中的延伸和继续,是中国“以和为贵”、亲邻睦仁的优秀文化传统在当代安全事务中的新体现。江泽民的新安全观是彻底结束“冷战思维”、营造21世纪国际安全环境
的新指针,为中国经济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赢得和平环境指明了方向。
随着对外开放日益扩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成熟,中国综合国力稳步提升,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只有把国防和军队建设置于适当的位置,才能促进国家的全面建设,实现综合发展。1998年12月25日,江泽民在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军事变革
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根据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历史经验,要切实处理好七个方面的关系:第一,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关系;第二,关于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第三,关于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关系;第四,关于军队数量与质量的关系;第五,关于常备军与国防后备力量的关系;第六,关于继承优良传统与改革创新的关系;第七,关于学习外军有益经验与保持人民解放军特色的关系。这七个方面的辩证关系既肯定了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性,也指出了适应国家综合发展的必要性。
中国在军事变革中的理论创新特别是江泽民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思想,对于正确认识世界新军事变革的特点和形势、创造和谐的世界安全环境、调整军事变革与国家综合平衡发展的各种关系、开创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新局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自力更生发展“杀手锏”,提高武器装备的信息化水平
武器装备是战斗力生成的重要物质基础,质量建军要求不断提高军事装备的技术水平。“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武器装备落后必然严重影响军队战斗力的提高。不可否认,人的因素仍然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在现代条件下,随着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及其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武器装备在夺取军事优势和赢得战争胜利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海湾战争后,中国高度重视武器装备的作用,围绕信息技术、空间技术和精确打击技术的进步,向信息系统、隐形武器系统和精确制导系统等高技术装备倾斜,加紧研制开发“杀手锏”。同时,对现有武器装备加大了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
至1998年底,武器装备研制和生产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国防高新技术研究取得重大进展,有些项目已进入世界先进行列。航天技术已从试验阶段全面进入应用阶段,卫星及运载火箭研制、生产、发射、测控形成体系,返回式卫星技术及发射测控水平居于世界前列。核技术和导弹技术取得重要突破,巩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大推力火箭发动机、先进的空间飞行器技术、微小卫星、空间机器人和遥感科学等方面的研究取得重要成果。激光领域的技术研究和应用研究在创新中不断发展。军用电子装备全面走向自主研
制新阶段,朝着体系化方向发展,为未来信息化作战准备提供了强大的技术基础。电子信息装备向数字化、综合化、一体化方向发展,保密和抗干扰能力有了新的提高。具有人民解放军特色的作战指挥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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