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经济史论文(2)

同内声明，到厂后如无明效，不拘年限，即行辞换 按其责任之轻重，才能之大小，酌定薪水之多寡⑥”有利于人尽其才，提高了经济效益，利于企业发展。

漠河金矿仿效西方近代企业的股份制实践取得了显著成效，“年产金量从1889年的18961两增加到1895年的50742两，而企业结余也在不断增长，最高时达到677575两，股票也从初创时的293股涨到1894年的1022股⑦”其产金量和结余的增多以及商股的大幅度增加就是明证。1892年，李鸿章说：“开办三年来，先后出金沙62000余两，除陆续分给股商官利外，所有勇夫饷械、粮运及各局经费，均由该厂筹给，不费公家之款。并提存余利，解充黑龙江军饷，以申报效。实属办理得法，成效昭彰⑧”减轻了清廷的军费负担，达到了其“杜防边患，息外邦觊觎之心，弥内地奸民之隐”的意图。

二、早期官督商办企业中的买办经营及其成效

洋务派虽是民用企业的官方发起人和创办者，但缺乏近代商业管理才能，而在洋行长期从事近代贸易的买办不仅熟习商务，而且还是把巨额财富和企业家专长结合在一起的新型富商。因此，为降低投资风险，任用买办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成为清廷最好的选择。

1873年，李鸿章任命精于近代轮运业务的知名买办唐廷枢为轮船招商局总办，计划唐廷枢为招商局筹资1000000两。1873—1874年，唐廷枢已筹到476000两；1877年，增至751000两；1881年，已筹足1000000两资金；1882年，实收资金达到2000000两，远远超过预定数额。当然大部分资金都是买办认购的，其朋友徐润在1873—1874年约认购120000两；1881年，增至240000两；1882年，达到了480000两。徐润还招徕亲朋好友入股者不下五、六十万，买办刘绍宗、阿魏等人也都拥有股份。可见，买办资本在筹资中占有压倒性的地位。1877年，唐廷枢任开平煤矿常务董事时，负责的筹资事项也取得了成效。1878年，筹到200000两；1882年，已增至1000000两；到1889年，又追加500000两新股本，完成了“过去五六年来，任何矿业或其他行业的合股企业的华董所不能完成的任务⑨”就说明了唐廷枢在筹资中的关键作用，解决了洋务官僚所不能解决的筹资难题。作为买办阶层中“粤籍股东团体的发言人和领袖”，唐廷枢筹资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广泛的买办关系及在买办界崇高的个人威望，这是洋务官僚所不及的。其次，唐廷枢运用在洋行积累的近代企业经营知识和技能，对招商局和开平煤矿实施全面高效的管理。在拓展业务方面，招商局在天津、烟台、福州、厦门、广州、香港、宁波、汉口及长崎、横滨、神户、新加坡、槟榔屿等国内外19个重要的商业港口设立分局，作为航运据点，揽载货物，大大扩展了货源。而开平煤矿在开采煤矿的同时，还在唐山生产焦炭、砖瓦、水泥，并参与热河附近金银矿的开采；为适应运输的需要，1883年，唐廷枢提议修筑了从唐山到胥各庄的铁路；1886年，成立了专门运输开平煤矿的铁路公司；1889年，拥有了转运煤炭的航运企业，大大拓展了开平煤矿的辐射范围，扩大了销售市场，形成了以开平为中心的一系列工业企业。在人事方面，由于大多数买办都掌握了相当丰富的轮船管理知识，具备很强的实践操作能力。因此，在招商局下设的分局中，唐廷枢十分注重任用善于招揽生意的得力买办。原宝顺洋行买办徐润是一个能干的茶叶商人，被唐廷枢任命为上海商董，原琼记洋行买办刘绍宗精于招揽⑥

⑦ 《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矿务档》（七），台湾精华印书馆1960年影印本，第4364、4369页 蔡永明《洋务企业的近代股份制运作探析》载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4期

⑧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七），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33—334页

⑨ 《北华捷报》1889年9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