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欧游心影录》读感

梁启超与《欧游心影录》读感

梁启超与《欧游心影录》读感

“我的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

摘自《欧游心影录》

献身甘作万矢的，

著论求为百世师，

誓起民权移旧俗，

更研哲理牖新知。

十年以后当思我，

举国犹狂欲语谁？

世界无穷愿无尽，

海天寥廓立多时。

——梁启超，《自励》

这首七言排律，是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海外之时的自励之作。历史无情， 倏忽百年已过；但那时间的尘埃，却难掩任公当年豪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 祸福避趋之”，中国士大夫忧国忧民的济世情怀，在任公身上熠熠生辉。“世界无穷愿 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斯人已去百年，然精神不死；吟君旧作，常不禁心下慨然。

一、

最早知道梁启超，还是在中学的时候；那时，从语文课本上读到任公之《少年中国 说》，即为他飞扬的文才、彭湃的感情所激荡：“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 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这是何等慷 概，何等激昂！晚清末世，列强虎视中国，举国一派衰败之态，任公不怨不馁，成此雄 文，以激励后进，伟人胸襟，怎不令人感佩。

七月流火，高考一试，我离开齐鲁故地，负笈南开，来到古城天津；或是机缘巧 合，我也因此和任公沾上了一点关系。一来，任公居饮冰室坐落在天津，来津多年， 我也可有幸一睹任公当年纵笔天下之处；二来，任公和南开颇有渊源。私立南开甫立三 年，任公就在南开设《中国历史研究法》课程；每每讲堂开时，群贤毕至，莘莘学子， 辐辏而来，成南开一段佳话。

任公对南开学子期望颇高。他曾说，“我盼望诸君不要怕难，奋兴起来，一面发扬 我国祖宗传下来的学业，一面输入欧西文化，这样责任不能不望之于中国私立的南开大 学了。”作为一名南开人，每读此言，常是使命感和惭愧感一齐涌上心头，不知是何种

梁启超与《欧游心影录》读感

滋味了。任公五岁开蒙，熟读四书五经，十七岁中乡试，二十三岁参与“公车上书”， 二十四岁主编《时务报》，少年起即为民族命运探求奔走。我辈这样的南开人，真是何 德何能；与任公厚望相较，怎不赧颜。聊可自慰的是，百年南开，贤哲辈出，终不负历 史赋予的使命和责任；我想，我辈虽不才，却也可以南开前辈为自豪，为榜样，心下努 力便是了。

卓如大才，“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学富五车，不足以尽其博，力透纸 背，不足以言其锐；先生著有《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国 近三百年学术史》、《陶渊明》、《大乘起信论考》等。煌煌巨著如列，真可堪称中国 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梁先生大作，我早有一睹为快之心。无奈隔行如隔山，又兼 以专业学习繁忙，虽做过一些尝试，然终没能认真拜读。直到最近，偶然间在图书馆获 《欧游心影录》，翻开首页即为其中文字所吸引，这才算第一次认认真真地拜读了先生 的大作。

二、

《欧游心影录》作于一九一九年，时民国八年己未。此时，一战刚刚结束，列强齐 集巴黎凡尔赛，共商战后大计，世界局势正处动荡之后新的排列组合之际。一九一七年 底，梁启超辞去段琪瑞政府财长之职，决心彻底脱离军阀官场，“绝不更为政治活 动”，一心准备赴欧考察。欧洲之行，梁先生一方面“想拿了私人资格将我们的冤苦， 向世界申诉申诉，也算尽一二分国民责任”；另一方面，他也想借此机会考察欧洲政治 经济文化制度，以为我们国家未来建设之镜鉴。

一九一八年，梁启超和蒋百里、丁文江、张君劢、杨鼎甫等七人分两路从北京出 发。梁启超同行四人，借道天津、上海，坐船直下南洋，经香港、新加坡、槟榔屿，入 红海，穿越苏伊士运河，于正月十二日，抵达伦敦，后又从伦敦去巴黎，历时数月。期 间遍访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意大利等国，参观西敏寺、英国国会、牛津剑桥学 府、一战欧洲战场、阿尔萨斯和洛林工业区等，并旁观巴黎和会，寻古问学。有此一 行，更加之梁启超慧眼识物，对欧洲政经文化，可以说无不了然于胸。

一番游离之后，一九一九年十月，梁启超一行下榻巴黎附近的白鲁威公寓。时值欧 洲天地萧杀之际，秋菊海棠，早已萎黄凋谢，加之欧北天气，本来森郁，此年又早寒， 十月已有穷冬闭藏的景象，阴霾霾的天总是欲雨不雨；更加以去国离乡之境，令人倍生 愁苦之情。这白鲁威公寓，本也不是为过冬而设，一切结构，均不合时宜；另外，战事 之后，欧洲煤炭奇缺，生火取暖，也成了奢侈事。然而，欧游所历，在梁启超，却如地 火奔突于胸，不宣泄出来总归不快。于是，梁启超一行几人，干脆将这白鲁威作了深山 道院，闭门谢客，日日坐在一间开方丈把的屋子里，旁着一个不生不灭的火炉，埋头做 起了各自的“功课”。不久之后，《欧游心影录》就诞生了。

以我愚见，《欧游心影录》中梁启超思虑凝结之处，多在《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 般感想》一章。此章分上下两篇，上篇讲欧洲，下篇讲中国。梁启超将自己在欧洲的思 想收获，条分缕析，悉数端出，奉于读者面前。

面对一战后欧洲的断壁残垣，梁启超对西方文明的理解，已不复是维新变法时期的

梁启超与《欧游心影录》读感

一味称好了。梁启超首先反思了科学万能之梦。回想十九世纪的百年中国，从曾国藩、 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到张之洞、李鸿章等主持的洋务运动，再到戊戌变法，清末新政， 以至于二十世纪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赛先生一直是我们的座上宾，有几人对赛先生进行 过严肃的反思么？如果不能说完全没有，那也是少之又少的了。梁启超则大胆提出，一 方面，科学日日昌明之后，不仅冲击了宗教的世界观，而且连人们的道德标准也冲得一 塌糊涂；另一方面，科学把自己变成了另一个宗教，企图为世界定下一个万世不移的标 准。科学的“必然法则”，其实不过一种变相的命运前定说。不过旧派的前定说，是说 命运是八字里带来的或者上帝安排的，这新派的前定说，是说命运是由科学法则支配 的，全不给人以责任和关怀。于是，人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就都成了抢面包的。梁启超 认为，此次大战和科学世界观带来的负面影响，不无干系。他相信，科学大梦的破灭， 必成为欧洲思潮变迁的一个大关键。现在反观二十世纪西方思想史，梁启超的这一论 断，可谓精到。现在我们对科学的认识，也不过如此了。更重要的是，梁启超并未走极 端，他没有就此得出结论说科学本身已经破产了，只是，他不再认为科学是万能的了而 已。这其中的差别虽然微妙，却足以区分思想家和庸才。

欧洲一游，梁启超不光看到了欧洲人普遍的生活艰难，也看到了欧洲社会的分化和 涌动在欧洲社会底层的革命暗潮。梁启超认为，欧洲社会上，富者益富，贫者益贫，一 国之内，早已分开两国：一个劳动国，一个资本国。他预言，那资本国和劳动国，早晚 总有一天会短兵相接，拼个你死我活。我们准备着听战报罢。这难道不是伟大的预言 么？那时的俄国国内，不正在发生轰轰烈烈的革命么。

战后残破，盲目疮痍，欧洲是否就此完蛋了呢？梁启超认为不然。梁启超说，现在 的欧洲和古代的埃及、罗马有本质的不同：现在的欧洲是“个性发展”而来的，以前的 埃及、罗马则是贵族发展而来的。埃及和罗马发展的动力是自上而下的，虽然可能精 致，但是终归所及有限，最终难免衰微。现在的欧洲，万事万物都是群众化的，每个人 都在发展自己，提升自己，仿佛盖房子从地基做起，任凭暴风骤雨，总是能坚持过去， 迎来个雨过天晴。回想到中国，梁启超特别对青年寄予厚望。他相信，中国未来的发 展，也需要中国的青年各个来发展自己，提升自己，只有这样，中国才有未来，中国才 有希望。我想，这和鲁迅先生“立人”的思想不正是如出一辙么？梁启超相信青年，鲁 迅同样相信青年，而且尤冀望于孩子。梁启超说要“个性发展”，鲁迅则强调，人各有 己，朕归于我，沙聚之邦，由是成为人国。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从欧洲的破败中看到的期望，也让梁启超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了信心。二十世纪初的 中国虽是军阀混战、危急存亡之秋，但是梁启超说：我们万不可以有丝毫悲观，说中国 要亡了。讲到什么财政困难、生计困难，欧洲不知道比我们加几十百倍。我们过这小小 不顺遂的日子就垂头丧气，欧洲人只好相率跳大西洋了。梁启超认为，我们建设国家要 走全民政治的道路，而民主国家的建设靠的是全体国民，不是几个豪杰，要救国就必须 在全体国民上下功夫。改造国民的心灵，发挥他们的个性。这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这是 需要有耐力和耐心的。梁启超特别强调，救国强国之路，是万万急不来的。我们现在着 手做国民运动，总要打二三十年后的主意。这二三十年，于个人虽长，但是于民族国家 的漫长历史，却不过教科书上的一页而已。每一个致力于国家建设的人，都应该有不能 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努力成果的决心。为国家建设，当作此长远计。这是一种信心，也 是一种气魄。

梁启超与《欧游心影录》读感

梁启超对中国文化也充满了信心。他认为，中国人对世界文明有大责任。他认为， 国际大势是走向世界主义的，国际联盟的成立就说明了这一点，而我们中国历来是有这 种世界主义思想的。中国文化从来就不把国家当作最高的追求，而是有博大的“天下” 意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明证。梁启超认为，我们中国就要立志于 做一个有世界主义抱负的国家。我想，这大约和现在所说的“负责任的大国”是一个意 思吧。

梁启超又认为，西方思想界自一战后，开始寻求一种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路 径。最近西方提倡的实用哲学、创化哲学都是要把理想纳入到实际里头，图个心物调 和。而我们中国自先秦以来的哲学，走到的恰恰就是这一条路径。孔、老、墨三圣，虽 然学派各殊，求理想与实用一致，却是他们共同的追求。孔子的“尽性赞物”、“自强 不息”，老子的“各归其根”，墨子的“上同于天”，都是看出“大的自我”、“灵的 自我”，和这“小的自我”、“肉的自我”同体。我们若是跟着三圣所走的路，求“现

代理想与实用的一致”，不知道有多少境界可以辟出来哩。由此，梁启超提出，我们应 该用那西洋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学问。我们要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又拿西方的文化 来补助，综合成一个新文化。再把这新文化拿出去，叫全人类得着它的好处。不尽这份 责任，我们就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同时的人类。

谁来做这个工作呢？还是我们可爱的青年。

nkcu

吐露港边，中文大学

2007-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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