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电视编导
别姬》中,他更是完成了一次个人创作主题上的思辩,将历史宏观和个人命运的微观近乎完美得融合一处。可以说,李碧华的小说为陈凯歌提供了一段涉渡的浮木。凭借李碧华的故事,陈凯歌颇不自甘地将对中国历史的复杂情感,将对似已沉沦的旧中国文化的苦恋固化成一处“瑰丽莫名”的东方景观。它以京剧舞台的造型出现,在锣鼓喧天,斑斓绚丽之间生出一份清幽寂寥,它让一出韵味悠长的历史剧目把一段迂回曲折戏梦人生唱响。
那段为陈凯歌们欲罢不能的历史在影片中仅成为了悠长故事的标点与节拍器。它们像背景一样为人物间的真情流露与情感讹诈提供了契机和舞台,为人物的断肠之时添加了乱世的悲凉和宿命的苦涩。诸如日寇纵马弛入北京之日,正是程蝶衣一赠佩剑之时。他带着和袁四爷周旋后的一脸残妆来到段小楼面前,看到的却是大家为菊仙道喜的热闹场面。他迎着众人的目光拂袖而去后,侵略者的马队又阻断了段小楼追赶的脚步;而解放军进入北京,却成了程蝶衣二赠佩剑的背景。面对狂喜的腰鼓队和布衣军人风尘仆仆的队伍,陈凯歌安排了小楼,蝶衣与张公公的重逢。两人分坐在张公公的身边,在为一座石阶所充任的观众席上,目击着这一现当代中国历史的关键时刻。缕缕飘过的烟雾,遮断了画面的纵深感,将这幅三人全景呈现为一幅扁平的画面。仿佛在这一历史剧变的时刻,旧日的历史不仅永远失去了它延伸的可能,而且被挤压为极薄且平的一页:昔日显赫一时的公公与永恒的戏子,此时已一同被抛出了新历史的轨道,成为旧历史间不值一文的点缀。
这出跨越了老中国,新世界的人生故事负载着对老中国死亡环舞的既恨,且怨,且沉迷的复杂情感。1937,1949,1966,如翩然翻飞的斑斓戏衣,连缀起一个奇异且绚烂,酷烈且动人的东方。在这出动人的东方镜象中,导演延续了他对历史和传统的思考,阐释了人生理想与现实存在这对永恒的矛盾。在浩荡的历史洪流与社会变迁中,个人理想再强烈也是微茫的。程蝶衣的悲剧根源就在于他企图根据理想来安排自己的人生。他在舞台和现实中,都陶醉于这样的戏剧情境之中,从而使他的人生笼罩着与现实格格不入的梦幻气氛。在强悍的历史
舞台上,微小的个人即使想独舞也不可能,生活的浪潮最终淹没了他倔强的身姿。就如贝特鲁奇所说,个人只是历史的人质。
其实陈凯歌的这一观念早在《黄土地》中就初见端倪。欲挣脱封建束缚的翠巧在根深蒂固的民俗面前是那么悲戚而无能为力。黄河边上须臾不见的小舟其实是被历史的旋涡所吞没,戏台上拔剑自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