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近代建筑的形成发展及其主要特征_刘川

重庆近代建筑的形成发展及其主要特征

刘　川

　　〔提要〕本文从中国近代史的角度出发,根据重庆近代发展的具体特点,将重庆近代建筑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通过研究历史文化背景来阐述其形成发展的经过及主要特征。

　　重庆位于四川盆地东南部的长江与嘉陵江汇合处,历史悠久。从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灭殷封姬姓宗族于此,建立巴国以来,迄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重庆由于历史的变迁,名称亦随之改变,城池也不断扩大。江州、楚州、渝州、巴州、恭州等都曾是重庆的前称。南宋淳熙16年(公元1189年)2月孝宗传位于太子为光宗,赵久封恭王又即帝位,“双喜临门”,随即升恭州为“重庆”府。“重庆”自得名迄今已八百余年。城池除从公元前316年秦将张义筑城周长七里之外,在历史上曾有两次重大发展:一是蜀汉后主建兴四年(公元226年)“都护李严更城大城,周回十六里”;另一是南宋末(公元1239～1240年间)重庆知府彭大雅为抗元军重新修建的城池;其规模较之李严大城扩大近两倍。以后到了明武初年,重庆指挥使戴鼎在宋城的基础上“筑城门十七,九开八闭”,就基本上形成了重庆城的格局,以后清朝的几次修复,也基本上保持着这个规模(图1)。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重庆这个长江上游的重镇,其命运与中国其它地区城市一样,数千年来传统的农业文化受到了近代西方文明的冲击,从属于自给自足的、抑制异变的中国农业文化的传统建筑自然也受到极大的影响。由于地理关系等原因,重庆跟东南沿海的一些城市相比,经济发展缓慢,近代建筑起步较晚,规模也较小。但就其近代建筑的产生和发展而言,应该说是中国建筑大家族中一个不可忽视、不可缺少的组成成员,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建筑的一个小小缩影。今天我们把它放在中国近代史的背景下,研究起来也一定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重庆的近代建筑按其主要特征,大致可分为以下5个时期。

一、开埠之前——教案之波(1840～1890年)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后,外国侵略者除在上海、天津、广州等地共同占领大片租界,成立行政、税务、警察和司法机构,建立殖民地式的统治外,外国教会也同时享有了随意到内地传教的特权。清咸丰8年(1858年)法国传教士范若瑟奉旨传教,在北京指索重庆长安寺地,来改建教堂。“长安寺尤全城要害之区,高亘城之脊梁,朴地闾阎,翼然俯跨,右抱泯江,金沙诸水,左环嘉陵、渠、涪,前有涂山屏列,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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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利者必争也。”由于当时外办机构没有注意其地势险要,误将其地给与该国,导致“民人以失险堪虞,因愤阻而交讧,

〔2〕

打毁该教堂真原堂,酿成外交巨案。”重庆发生的这起首例教案,最后由川东道决定,前毁的真原堂由8省绅首修理,并

赔款20余万元,交由主教范若瑟另行卜地修建教堂,长安寺则交保甲总局及8省绅首作为办公之用。范若瑟讹得了20多万元并有了卜地建堂之权,于1864年在城外方家什字建成了若瑟堂。该堂平面为三廊式巴西里卡形,深37.38m,包括钟楼在内,面积近700m2,该堂地势颇高,为法国哥特式建筑形式,正面有高大平顶塔楼,四角有四个尖顶小塔柱,砖砌墙身,有部分穿斗结构,发券窗户,砖柱承重,内部装修并不细致。整个教堂建筑为黛色,形式壮伟,具有神秘的宗教色彩,是重庆市至今保留最好最古老的天主教堂(图2)。在市区继法国修建若瑟堂之后,1877年英国中华内地会在九块桥建立了基督教福音堂;1881年美国美以美会在戴家巷设立总堂;1886年英国在树碑建教堂,美国在鹅项岭建教堂。后多因传教士肆行讹诈,武断曲乡,激起民愤,引发多起教案,这些建筑已多被毁坏。此外还有1900年修建在壁山县金堂水库畔、以圣母露德命的天主教堂,是迄今保持完好的川东最大的古老教堂。

直到1890年3月31日重庆开埠为止,西方传教士在重庆建立各式教会近十个,修建各式风格的教堂达十余座。在这半个世纪岁月中,重庆封闭的封建城池就被代表西方建筑文化的洋教建筑冲破了,出现了以西方古典建筑形式为主的宗教建筑新形式。它较近代工业建筑更早的闯入了经济落后的重庆,至此,历尽几千年的传统建筑文化其纵向的生长被西方建筑文化的横向传播局部的暂时的替代了。随着宗教建筑这种“殖民式文化”的传入,历史上便出现最惨淡的时刻。洋教的传入,首先带来了另一种文化的冲击,而教堂作为文化的载体,在代表中西文化冲突的教案中便成了牺牲品。从上我们还可看出,中国近代国民在这场风波中心理是发生怎样变化的。首先,他们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及其在华的洋教士、洋商人、洋领事所产生的愤慨和憎恨;其次,是由这种情结所衍生的一种心理定向反应(或称心理定势),“这种心理定向反应,乃是一种民族自己意识、传统文化本位意识及心理挫折感与屈辱感压迫下产生的心理防御机制,以及信仰与思维方法等诸多因素彼此结合而成的复杂构成物。它具有一种

〔3〕鲜明的对社会信息的选择性吸收和抗拒的倾向性。”正是由于有这样的心理定向反应,在洋教建筑“植入”的同时,国

民首先表现了出来的是对这种外来建筑的排它性,继而又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