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课改的深思与隐忧(14)

我们的教育制度，应当能保护教育者做正确的事。关键制度的改革的确很难，但任何变化，都是从微小的努力开始的。我们不妨问一问，命题改革是否有空间?招生制度是否有实质性变化的可能?高校体制是否有改革的可能?我们能否拿出一套评价学校、评价教育质量的科学方法?

美国学者古德莱德说：“健康的国家才有健康的学校。”

可是，我也在想，健康的国家从哪里来呢?

1979年，小平同志在南海边画一个圈，中国于是在经济领域进而在思想领域有了重大突破。

我们的教育改革，尤其是关键制度的改革，可否有这样的魅力与智慧? 其二，能不能静下心来，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基础专业研究?

十年课改，充分暴露出中国基础教育专业研究的严重不足。据说，在高等院校中，做学科教育研究的，最不足为学术界所道。实践案例研究，因为“没有学术含量”，所以上不了台面。一个大学老师，研究中学语文教学一辈子，论著若干，在中小学影响深远，却始终评不上“教授”。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一个国家的竞争力，说到底是教育竞争力。可为什么决定教育竞争力的队伍却是如此薄弱，地位如此不济?理论严重脱离实践的现象竟然会长期存在，这是中国基础教育的不幸。

其实，并非只有改革时才会需要这样的专业力量。它是一个国家的教育支撑，群体很小，力量很大，理应受到最高重视，并给予有力的研究方向的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