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改革成为一场基本依赖于自觉程度的文化改革——如果地方教育行政官员(如教育局长)重视,则改革的力度会普遍比较大;如果校长真心认同,则课改落实到日常课堂的效果就比较好;如果教师确实希望改变自己的课堂,那么,他的变化也会比较明显。 这种现象曾让很多人感到失望。但,这就是自上而下的课程改革的属性和规律。课程教学实际的专业自主权在学校,改革力量层层衰减不可避免,即便是行政力量,也不能改变这一点。(这也正是为什么古今中外课改的成功范例往往在学校,而不是别的更大的区域。在中国,同样的高考体制下,仍可以涌现出那么多成功的学校课程教学改革“典型”,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十年课改的重要推动者朱慕菊女士在接受我采访时坦言:“任何改革都不可能是强迫的,特别是文化的改革。课程改革事实上也是一种文化运动,它只能是引领,不可能强制任何人。”
看到课程改革的局限性,才能看到它的价值。
课改不是当下教育的“救世主”。它只能在它的能力范围内解决问题。承认这一点并不是要否定改革的成效。相反,只有破除头脑中既有的“课改神话”,所有的评价与讨论才能回到一个理性的轨道上来;只有选对了参照系,我们才能恰当地看待课改十年中的种种问题与现象。
课改失败了吗?
2005年课改遭遇权威人士的猛烈抨击时,就有人说,课改可能搞不下去了。
当综合素质评价与等级评价制度在中考和高考中仍形同虚设的时候,“课改失败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