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思想史背景和一般行为仪式的阴阳五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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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第２５卷

“阴阳”观念有关的记载。（《国语 周语》、《越语》下、《左传》昭公元年、二十年、三十二年）这些记载表明，在春秋时代，阴阳观念似乎已经是不言而喻的真理，它是人们想象中两种具有宇宙根本性质的因子。

再来看“五行”。学术界把五行思想的来源定得比较晚，并且常常算在邹衍的身上，如梁启超的《阴阳五行之来历》、顾颉刚《五德终始下的政治与历史》，不过，从文献资料上看，尽管“五行”的概念和内容的定型化是比较晚的事情，但“五行”思想却一直弥漫在春秋战国时代，或至少说在鲁昭公时代，这种思想随着人们对一些特定数字的信仰而已经很普遍、很系统了，成为人们的普遍观念。据说五行与地理有关，它来自殷商人的空间观念［２］但是在春秋时代，它早已经越出了五方的范围，成为一个通用于相

当多领域的类名。如《左传》昭公九年记载稗灶对子

产论“火”（心宿二）与楚、“水”与陈之间的关系；昭公十七年梓慎论“火”与宋、陈、郑、卫的关系。从“其星为大水”，可见当时人们已经有了天之五星、地之五方、五方之神的相配观念；从“陈，水属也，火，水妃也”以及“水，火之牡也”的话语来看，当时人们可能也已经有了五行之间相生相克的说法。

我们以上所论述的，仅是就现在所能接触到的文献资料的表面事实或者说现象的考证，而阴阳五行来源的“疑云”仍然没有驱散。在此，我们不妨换一下思路，从文化学的角度去作更深入的“猜

想”。仔细研究和比较，我们会发现：阴阳五行思

想，与考定为成书于春秋以前的经典，表象着不同的体验世界、文化精神。可以说春秋以前的经典所

代表的是一种“内陆文化”精神——这种精神集中

表现在“崇德务实、注重人事”，阴阳五行观念则

体现的是一种“海滨一边区文化”的精神——这种

精神表现为“怪迂”、“僻讳”、“幽隐”、“闭约”。

这种“海滨一边区文化”以齐国的稷下为中心。因

为，当时的齐国：

第一，地处海滨丘陵地带，与内陆腹地相比，自然景观更为多姿多彩，气象瞬息万变，易于激发更为深邃的想象。

第二，齐国的开创者太公望吕尚，原为东海上人，文化背景与西土周人颇不相同。他就国之后，实行“因其俗，简其礼”的文化政策和“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经济政策（《史记 齐太公世家》），与周公之子伯禽在鲁国实行的“变其俗，革其礼”的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使海滨文化没有因内陆文化的强大压力而损毁、消亡，反而还得到

进一步的发展。

第三，对从事农业而言，齐地当时远不及内陆腹地的地理条件：“太公望封于营丘，地咸卤，人民寡。”面对自然环境的挑战，齐人发展了他们的手工、商业、渔业、盐业和技术，这种与内陆腹地十分不同的生活刚石，产生了与内陆文化不同的价值观，使人们不仅关注人事，而且注重超越人事之外的各种事物及其错综复杂的关系。

第四，工商业、技术和海上生产、交通的发达，使齐国不断强大（桓公时，管仲虽“位在陪臣”，然而“富于列国之君”）致使“人物归之”。

第五，齐之国君素有尊贤、养士的风气。至齐宣王时，此风盛极。“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时复盛，且数百千人。”（《史记 田完世家》）据说孟子、庄子都曾游学稷下，苟子还三度出任稷下学士的“祭酒”，其盛况不难想见。在这种气氛和环境中，来源各异的

‘学”、“术”得以自由交流，多方融汇，促使新思

想、新观念不断创生、涌现。

以齐国为中心的海滨一边区文化神奇怪异的色

彩，上天入地的想象，对宇宙和自身生命之力的体验，正是内陆思想家所不齿的“怪、力、乱神”。但是依据我们的猜想，这或许正是阴阳五行思想得以创生的土壤。从春秋末年到战国时期，直到秦

汉，这种海滨一边区文化的观念体系逐渐居于支配

地位，并作为主体，同化、融合了内陆文化的观念体系。

二、阴阳五行的起源

关于阴阳观念的起源，向来争讼不已，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类：

《易》源说：认为阴阳观念起源于《周易》。其中最著名的一句话，是《庄子 天下》的“《易》以道阴阳”。近人亦多有持此说者。指称爻象

“——”、“一一”就已经包含了阴阳观念。如认为，“——”象天，因为天是混然为一，“一一”

象地，因为地分水陆二体；天、地各为阴、阳之

象，故“——”、“一一”各象阳、阴。我们认为，

《易》本无阴阳观念，“《易》以道阴阳”是战国时期思想，是说《易》者通过以阴阳观念解释《易》之方法，将阴阳观念赋予了《周易》，从而把《易》纳入了阴阳体系。

“性器”源说：认为阴阳观念起源于“生殖器崇拜”。如《老子 六章》中“谷神不死，是谓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