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思想史背景和一般行为仪式的阴阳五行(4)

３７６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第２５卷

性原则：即用尽可能简约的概念体系和运算程序，表达尽可能完整、丰富的思想，而五行体系恰恰是既简约，又自足的。

另一些创造者，则把他们体验中的生生之力，表述为阴阳。但阴阳消长或一阴一阳，似嫌笼统、抽象。当一些“阴阳”思想家发现来自西土的《周易》，更适宜表达他们的观念时，便把《周易》改造成他们观念体系的载体。在阴阳化的《周易》

中，爻像“一”与“——”，分别像阴和阳；通过

不同的“组合”方式，形成六十四卦；六十四卦则包含了宇宙、人生中的一切消息。这个体系也是既简约又自足的。

三、阴阳和五行构成的动态宇宙模式

如果说“阴阳”说偏重于结实世界的运动变化，从时间上来说明时间的存在；那么“五行”说则偏重于结实世界的结构组成，从空间上来说明世界的存在。而中国古人所谓的“宇宙”，意思也就是指世界在空间上的广延性和时间上的连续性的统一。大约到了战国中期以后，以《周易》为代表的“阴阳”系统和以《洪范》为代表的“五行”系统便逐渐合而为一，成为一个描述和解释整个宇宙组织结构和动态变化的模式。这样的一个解释模式的具体内容详见《管子 四时》和《幼官》、《札记 月令》、《吕氏春秋 十二记》、《黄帝内经》、《淮南子 时则训》等先秦两汉思想文献中。

按照《易经》的阴阳说，是“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系辞

上》）。“八卦”与“五行”的共同点在于都是用几种简单的符号来代替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使它们组织到一个有序的系统中来，可以说都是以一种直观表象的思维方式来把握世界。为了让阴阳说系统的四时、四方的说法与五行说相配合，战国时人们在“四时”之中又加上一时，叫做“季夏”；在“四方”之中又加上“中央”一方。这样“四”与“五”便结合了起来，其他如五味、五色之类，也悉与相配，遂形成一个用来解释一切自然现象及其变化规律的符号系统。根据《礼记 月令》，其主要项目列简表如下：

五行相配符号系统

春未东

青酸芏角

脾麦星夏火南

赤苦

鸡徵

肺

菽日季夏

土中央黄

甘

牛

宫

心稷岁秋金

西

白

宴狗商

肝麻辰冬

水北黑

咸

豕

羽

肾

黍

月

由于引入了阴阳变化的观念，“五”的系统也就不再只是一个静态的系统，而是一个动态的系统。阴阳相推而成四时变化。如《月令》在解释季节的变化时即运用阴阳相争的观念，说仲夏，“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仲冬，“是月也，Ｅｌ短至，阴阳争，诸生荡。”《管子 乘马》也说：“春秋冬夏，阴阳之相推移也；时之长短，阴阳之利用也；日夜之易，阴阳之化也。”而世间的万事万物和事物的物质构成，也与之相应，呈现为循环流动、相生相克的状态。

阴阳五行系统不仅运用于解释自然现象，也用来解释人类社会和人的生理、心理小宇宙的种种现象。人事应当与天地阴阳四时五行的运动相吻合，不可逆天而行。《月令》说：“凡举大事，毋逆大数，必顺其时，慎因其类。”《管子 四时》篇说：“刑德者，四时之合也。刑德合于时则生福，诡则生祸。”所以圣王必须务时而寄政，以合于天地之行。这种天人相关的思想，已经为后来汉代董仲舒建立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体系准备了思想前提。

战国末年作为所谓“阴阳家”的代表人物的邹衍进一步发展了阴阳五行学说。邹衍，约公元前３０５～２５０年齐国人，曾为齐国的“稷下学士”，有“谈天衍”之称。《汉书 艺文志》著录有《邹子》４９篇，《邹子始》５６篇，但都未能流传下来。关于他的学术思想，只是在《史记》的《孟子苟卿列传》和《封禅书》中罄下了一些记载，说他著有

《始终》、《大圣》、《主运》等十余万言。根据现存

的材料看，邹衍的学说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大九州”地理说。他想像中国的“九州”（冀州、衮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只是天下的八十一分之一，中国所在叫“赤县神州”，它的外面还有八个州，这才是一个大九州，外面有海环绕。而在中国这个九州之外，还有八个“九州”，各有海环抱。所以这才是整个世界。在思想史上，我们可以认为邹衍的意义是象征了古代中国的空间意识在放大，表明人们试图用思想扩充空间，来解释日益扩大的关于世界的知识。

二是“五德终始”的历史观。邹衍继承了前人的思想，试图用阴阳五行的观念来解释历史发展变

化的规律。司马迁说邹子“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李善《文选》注引邹子之说：云：“邹子终始五德，从所不胜，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五德从所不胜，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