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对宋词发展的贡献
苏轼是宋代词坛上最杰出的革新家,在中国词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他的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埃之外。”他的词如行云流水,若不经意,而气体高妙。苏轼的词“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熙载《艺概》),表现出豪迈的气概,表现出旷达的胸怀,从而,新天下人耳目,为后人“指出向上一路”。
元代杨维桢在《赵氏诗序录》中说:“评诗品无异于人品,人有面目骨体,有性情神气,诗之丑好高下也然。”明代李贽也曾提出过类似的见解:“盖声色之采,发乎性情,由乎自然,性情激烈者音调自然疏缓,明达者自然浩荡,雄迈者自然壮烈……皆性自然之诣。”(《读律肤说》)苏轼的思想主要是尊崇儒学,他关心国计,积极从政,宽简爱民,怀有以身许国的壮志。但由于政治上的屡遭挫折,他逐渐地接受了佛家和道家“随缘自适”、随遇而安的处世态度,并以这种超然、旷达为支柱,在沉重的打击和险恶环境面前不消沉、不绝望,表现出一种遇事达观超脱,心胸开阔的性格。他的这种思想境界反映在词中,便形成了其词独特的风格特色。后人评价苏轼,所谓“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刘辰翁《辛稼轩词序》);所谓宋词“至轼而又一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都指明了他的突出地位。苏轼为宋词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苏轼强化了词人的主体意识、丰富了词的内容。
词长于抒情,从晚唐到五代的文人词,所抒之情往往是带有共性的情感,诸如男欢女爱、相思恨别、叹老嗟悲等。特别是温庭筠登上词坛,词在内容上局限于“艳科”的境界,主要以描写歌妓的生活感情、男女间的离情别恨,词风委婉含蓄,形成了左右词坛经久不衰的“花间派”。柳永的崛起,打破了花间词的一统天下,但仍跳不出“艳科”的范围。而苏轼以其“横放杰出”的天才,以诗为词,把诗家的“言志”和词人的“缘情”结合起来,注重表现词人的主体意识,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词的内质,丰富了词的内容,开辟了词的新境界。如他的《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