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协律与否,而一任心灵、性情的自然流露。刘辰翁说得好:“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岂与群儿雌声学语较工拙?”东坡的词突破了音乐性的束缚,使词从附属于音乐转变为独立于音乐的新体式。
其实,苏轼词的协律与否还与他的创作对象、接受者有关。
沈义父《乐府指迷》曾说东坡诸公词“固豪放矣。不豪放处,未尝不协律。”按照沈氏的意思,东坡“豪放”词有不协律处,而“不豪放”之词则协律可歌。的确,东坡词中有不少协律可歌或赠妓演唱的词,风格多清丽柔婉,接近于花间派——当然有变异。这些词的目的是供人演唱,为适应女性“谐婉”的歌喉,自须协律,声情也要求轻柔婉丽,否则会“拗尽天下人嗓子”。而另一大部分词是为表现自我、自我娱情而作,只供士大夫“玩辞”品鉴,并不求之入歌喉。这类士大夫之词既然不是为付之歌喉,创作构思时就不必斤斤计较于协律与否,而一任必灵、性情的自然流露,“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这种词,只求言辞达意,痛快淋漓地传达出强烈的内心感受,创造出高远绝尘的美学境界,当然不会“剪裁”情感去迁就音律,故有不协律处。
苏轼的词突破了音律的束缚,使词能与诗一样反映广阔的现实生活。举凡怀古、感旧、记游、说理等题材,他都能用词来表达。南宋后期的词人如辛弃疾等“缘事而发”,感事而作,把词当作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来创作,不为音律所束缚,正是遵循了东坡所开拓的方向。王灼说东坡词“指出向上一路”,这便是其中“一路”——强化词的文学性,弱化词的音乐性。
四、苏轼的词在语言、形式上也有很大的创新。
苏轼的词语言清新朴素,简洁畅达,不似柳词之俚俗,更没有花间词人的脂粉气,“一洗绮罗香泽之态”,以清雄韶秀风长。如他的《浣溪沙·簌簌衣巾落枣花》:
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缫,牛衣古柳卖黄瓜。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
这是苏轼在徐州作知州时,去石潭谢雨的路上作的一组农村词中的一首。上阕用白描手法简单勾勒出平静而又忙碌的初夏农村景象。下转述词人的必理活动,烘托同农村淳朴的民风,也透露了词人平易亲切的性格。全词简淡古朴,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