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建筑史(16)

出的文化焦虑；

相反的极端则是放弃建筑文化主体性的探寻，全面转向西方建筑。

至今为止，中国现代建筑仍然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徘徊震荡，深入中国现代建筑内层的问题视野也因此被模糊。

由于中国近现代建筑体系几乎全盘移植于西方，而且中国建筑界的早期开拓者也大多学成于西方，因此，建筑界的体用之争相对而言并不是十分激烈。

但中国文化强烈的自我中心倾向使中国近现代建筑的发展不可能完全脱离体用关系的二元争论。

目的与手段的二元化为弱势文化保持最低限度的自我提供避难所。

由于西方现代建筑的巨大侵蚀能力，这种二元化格局经常与人们的愿望相反，呈现为倒置状态：用替代了体，被寄望成为主体的中学并不能真正成为主体，反而经常变成西方建筑主体的调剂。

向西方建筑学习这一典型的手段在大多数时间变成真正的目的。

建筑界也不能置身于五四文化的尴尬之外。

五四以后中国思想的核心是救亡图存，后来又演变为富国强兵。

相对而言，建筑领域的目标更加模糊。

因而体用之争也更加表面化，通常只能在形式层面做文章。

“发扬吾国建筑固有之色彩”是当时建筑界和社会的普遍呼声。

“采用中国建筑之精神”，“复兴中国建筑之法式”，“以保存国粹为归结”之类言论反映出对中西建筑道器、体用、本末问题的强烈关注。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提倡文化本位主义。

1930年发表《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1934年成立中国文化建设协会，1935年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倡导“中国本位”和“民族本位”。

1929年制定南京《首都计划》和上海《市中心区域规划》。

《首都规划》：“要以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为最宜，而公署及公共建筑物尤当尽量采用”。 《市中心区域规划》：“为提倡国粹起见，市府新屋应用中国式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