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社、路透社的几位西方记者,亲眼目睹了日军的暴行。几天后,他们相继离开南京,迅速对日军的大屠杀暴行进行了报道。其后,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的日记、书信,也通过各种渠道流传到上海、武汉等地,为媒体所采用。因此,西方主流媒体对此曾有广泛和翔实的报道。
对处于战争漩涡中的中国而言,日军锋镝所至,生灵涂炭,但很多沦陷区的日军暴行报告多为事后辗转得来,信息相对滞后,有不少语言不详。相比之下,日军在南京的暴行,由于西方主流媒体的广为报道,信息丰富,因而格外引人注目。
由于中国新闻记者不可能到屠杀现场,因此,最初的相关报道几乎全部转自于西方媒体。1938年2月以后,一些劫后余生的军民辗转逃离南京,其亲历见闻才陆续刊登在中国的报刊上。
南京曾是中国的首都,其沦陷后的状况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而日军在南京城内的暴行不仅规模巨大,而且持续时间长,其恐怖程度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因此,媒体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呈现出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的特点。
全面抗战爆发后,通过揭露日军侵略罪行,对外开展国际舆论宣传,争取国际同情;对内开展国民教育,激发民众同仇敌忾、爱国救亡的决心,即成为国民政府宣传工作的重心。国民政府在引导新闻媒体揭露日军在南京暴行的同时,组织编辑出版了《日寇暴行实录》等相关书籍。此外,还出资组织翻译和出版英国记者田伯烈编写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分发给部队官兵和社会团体。
20世纪30、40年代,报纸虽是重要的信息载体,但识字不多的普通民众更多地通过街谈巷议、口耳相传获取信息。战时的难民迁徙和流动极其频繁,进一步扩大了南京大屠杀的传播范围。金陵大学教授陈中凡所作五言长诗《金陵叟》,正是依据一个经历浩劫的南京老人,1939年辗转到达成都后声泪俱下的叙述写成的:“叟从金陵来,为述金陵事。末言先唏嘘,太息更流涕。”老人的叙述,字字心酸,声声血泪。① 湖南流传的一首民谣这样写道:“日寇真可恨,占了东北不停兵,还要占南京”、“南京真可惨,杀人杀了几十万,尸骨堆成山。”②
南京大屠杀是战时中国遭受苦难的一个缩影,成为中国民众战争受害体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