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农民工子弟问题,他们随父母移居城市后,面临教育、文化和心理等多方面的城市适应问题。从小在城市长大的民工子女,一般不会象他们的父母认同自己农民的社会身份,他们将成为未来城市的新移民。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直接关系到这个群体未来的发展和城市社会的稳定,并成为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个综合性问题。由于父母工作的流动 性、户籍与教育权的关联,以及城市民工子弟学校的不稳定性导致农民工子弟的学校教育极其不稳定。另外,相对“自我封闭”的学校与家庭生活方式,导致他们很难对城市文化产生认同感。
最后,在失地农民的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的价值观和新风俗开始影响农民,对农民的传统观念发起了冲击。失地农民自身内在的文化特征决定了不可能迅速融入高节奏、异质性、开放的城市生活,进城后无所适从,对所处社区和整个城市缺乏相互认同的文化归属感。由于文化的差别,城市社区居民对外来失地农民存在不同程度的排外倾向,在提及失地农民时总是把他们当作外来者看待,这也延缓了失地农民融入的速度。旧的观念受到冲击,而新的观念尚未形成,造成了部分失地农民在从文化到心理归属感处于真空状态。 总之,农民工由于对城市生活的不适应,在城市生活面临着较大的风险,在心理状态上表现出对生活前景的彷徨、焦虑,乃至于失去信心。这一心理状态是群体性的,有可能激发为集群行为,影响社会稳定。
由于农民工从身份上讲是农民,而实际生活和工作却在城市,形成了难以克服的矛盾。每一个农民工长期在这种矛盾状态下生活和工作,其工作、生活方面的处境不容乐观。
三、 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出现的原因
(一)制度性障碍
大量农民融入城市社会而成为真正的城市人,是推动我国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要求,然而农民工在城市融入过程中却遭受着多方面的制度性排斥,其城市融入进程步履维艰。有学者认为,从制度设计和制度建构的角度来看,制度的排斥是造成农民工目前处于这种不公平、不平等状态的根源。
1.户籍制度排斥
可以说,以户籍管理制度为标志的城乡分割制度是当前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最大障碍。有专家认为,“以户籍管理制度为标志的城乡分割制度是农民流动的最大制度成本和城市化及城市融入的最大障碍。”户籍制度和建立在户籍制度之上的各种制度构成了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社会的障碍,在学界已基本形成共识。由于城乡的二元户籍状况,城市相关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