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教育制度的排斥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
4.文化制度排斥
农民工在文化制度层面遭受的排斥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首先,从城市化的角度看,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解构传统生活方式、重构城市生活方式的过程。在现代化话语支配的发展路径之下,为了更好地维持自身的生存,农民工必须改变自己习惯已久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形成与城市社会相适应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工很可能会经历心灵上的孤独、迷茫与痛苦。 其次,由于城乡社会的长期隔离和城市的优势地位,城市居民逐渐产生了一种排斥农民的特权文化心态。这种群体间偏见在城乡隔离的情况下尚处于隐蔽状态 ,而大量农民工进城之后,这种已有的偏见与歧视就暴露出来,成为他们必须面对的事实。有学者认为,“农民工文化资本的缺乏使农民工很难获得技术含量较高的正式岗位,获得提高人力资本的机会,文化资本的缺乏导致市民的文化排斥”。[2]
5.法律制度排斥
我国现行法律还存在许多不健全的地方,农民工不能有效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在城市融入中困难重重。
首先,我国法律对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的保护力度不够,使得他们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切实的法律保障;
其次,《劳动法》规定的“先仲裁、再诉讼”的劳动争议解决方式,让农民工无法承受较高的救济成本;
再次,我国某些法律操作性不强。如《劳动法》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但实际上,对于不签合同的用人单位,并没有形成有效的制约手段;
最后,农民工用于维权的法律存在着空白与疏漏。例如,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一部专门针对农民工的法律法规,农民工维权缺少具体的法律依据[17]。
可以说,农民工在城市成为了一个缺少法律保护的群体,游走在城市制度保障的边缘。
6.就业制度排斥
农民工面临的就业制度排斥主要体现为城市劳动力市场排斥。由于户籍制度等因素的限制,加上自身文化水平偏低,农民工在城市大多属于没有取得正式的就业身份、地位不 很稳定的“非正规就业”,其工作往往无正规劳动合同、收入水平低下、劳动环境恶劣、缺乏劳动保护,而且工资经常被随意拖欠,更谈不上任何社会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