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183;艺文志》诗赋略文献研究(7)

⑨博士学位论文

ＤｏＣＴＱＲＡＬ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ｌ０Ｎ

随文注释；注释内容也更加广泛，从字词音义、名物制度到作品的具体篇目及流传著录、到广罗版本、校勘异文；注释方法从注引前人到引《汉书》其他篇章与之互证，甚至多方引征相关内容佐证。以上诸家各具特色，如钱大昭十分重视版本校勘、且常常将诗赋略的相关内容与《汉书》其他篇章彼此参见、互相映证；沈钦韩、周寿昌比较关注作品篇名卷数及作品流传的考证；王先谦更是旁征博引，以征引资料丰富见长。至近代，注解诗赋略则以杨树达、陈直为代表。杨树达《汉书管窥》是针对同乡王先谦《汉书补注》而发，如其在《自序》所说：“《汉书补注》篇帙虽富，遗义尚多。于《补注》研读数通，颇能嘹其得失。时时泛滥文籍，凡与班书有涉，则加纂述。”１杨树达以语言文字学家兼史学家的身份，一方面在音义训诂上用力颇多，另一方面他十分重视版本校勘。总之，他在王氏基础广罗众说，重视材料的整理和爬梳，对前人有所突破，陈直曾评价他的研究“对于训诂校勘，很有参考之价值”。陈直《汉书新证》体例完全仿杨氏《管窥》，其内容除仿裴注外，亦兼仿钱大昭《汉书辨疑》。陈氏《汉书新证》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在研究中运用了新的材料，新的方法。如其在《自序》中所言：“我所引用之材料，主要在居延、敦煌两木简，汉铜器、陶器、以及封泥、汉印、货币、石刻各种。我之方法，以本文为经，以出土古物材料证明为纬，使考古为历史服务。有百分之八十，取证于古器物，其余筅见所及，一并附入。”２陈氏运用“二重证据法”或证实前人之猜测，或推翻前人猜想。如郎中臣婴齐赋十篇条，从钱大昭至张舜徽，无一人不怀疑此婴齐即《诸子略》道家婴齐，而陈氏从传世文献到出土文献，多方考证得出：道家郎中婴齐，与本文婴齐，并非一人，因郎中最通常之官，婴齐尤为最普遍之名，钱大昭之说，未可尽从。具体考证如下：以婴齐为名，始于春秋。新郑出土王子婴次庐，又假借作婴次。《经义述闻》卷二十三、《春秋名字解诂》引楚公子婴齐字子重。见宣十一年《左传》注。郑罕婴齐字子盏，见昭十六年《左传》注。王引之谓名字不相比属，未有解诂。余疑为应作婴儿齐齿解。说文：“龀，男八月生齿，八岁而龀；女七月生齿，七岁而龀。”楚公子字子重，谓重生齿也。郑和罕字子蓍，谓齿不正也。汉代名婴齐者，除本文外，《史记仓公传》，有齐郎中婴齐，及本志道家有郎中婴齐十二篇。又按：《汉印文字徵》第十、八页，有“陈婴齐”“张婴齐”，九页有“焦婴齐”等印。西安汉城出土有“陈婴齐“‘臣婴齐”封泥，下至晋代尚有沿用以为名者。见洛阳出土永宁二年士兵孙松墓志。３总之，历代《汉书》注家是在史学整体的背景下观照诗赋略的，运用考据的方法，从音义训诂到典章制度，到作品著录流传，探赜索隐、钩沉爬梳，正是有了他们的研究，我们才能够详细确切的了解、掌握诗赋略，因此他们的研究是进行其他研究的基石，是极其重要的。

１杨树达：《汉书窥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１９８３年，第３页。

２陈直：《汉书新证》，天津：天津人民ｊＩｊ版社，１９７９年，第４页。

３陈直：‘汉书新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第２３４页。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