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士生政治笔记(13)

硕士生政治笔记

义社会的道路，是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这条道路“既坚持了革命的阶段论，同‘左’倾冒险主义和民粹主义划清了界限；又坚持了革命的发展论，同‘二次革命论’划清了界限，从而实现了中国‘卡夫丁峡谷’的历史性跨越”[22]。 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邓小平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的基本经验教训的角度，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2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高度概括。 党的十三大报告，纵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60多年的历史进程，从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的结合实现的两次历史性飞跃的角度，深刻指出：“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胜利。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总结建国三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24] 实际上所谓飞跃，就是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历史进程中，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认识上发生质的变化，在思想理论上取得的突破性的进展，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原理或新的论断，是中国革命独创性经验的科学总结。这两次历史性的飞跃，都是通过“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来实现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吃了苦头总结出来的经验”[25]。有了这个基本经验，就会使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再犯大的错误。

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决定中国革命既要有一般规律又要有特殊规律，一个革命政党只有认识、掌握并熟练运用这个规律，才能推动事业发展。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认识和掌握规律，毛泽东在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指出：“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26] 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80多年的奋斗历程，反复证明了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都要站在对中国特殊规律探索的最前列，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前列，结合中国的特殊国情，探索中国革命的特殊道路，从战略上解决走什么路，举什么旗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是由现代中国特殊的国情所决定的，是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是近现代中国特殊历史规律的反映。

新民主主义理论认识上的升华。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28年间，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全部历史集中到一点，就是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由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代替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全国的统治，使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为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奠定了基础，创造了基本条件，解决了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里，无产阶级如何开展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问题，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和方位。这一切，都是在新民主主义理论指导下，经过艰苦奋斗取得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对近代中国特殊规律的深刻揭示和总结，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正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基础上，以宏观视角和世界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相比较，用世界眼光考察中国革命道路得出的结论，是新民主主义理论认识上的升华和诠释。过去只是注重新民主主义理论和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联系和区别，着眼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内涵思考和内涵本身的把握，而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则具有世界视角，从道路的深度和高度进行再认识，这是用全新的视角和视野进行的最高的概括，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等量齐观的，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共产党领导人民所走的就是这两条道路。这一理论上的精辟概括既是对新民主主义理论认识上的升华，也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特殊规律的深刻揭示，更加坚定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4、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及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

答：毛泽东在领导全党探索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曾提出许多富有创造性的思想，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这些思想和理论观点，虽然有些还不甚成熟，有的在实践中未能得到坚持，但它毕竟是开拓性的。毛泽东不少重要的思想理论观点，直接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和基础，并与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承，是十分珍贵的。

一、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及集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思想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切革命的最终目的。毛泽东历来重视这个问题。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在《论联合政府》中就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帮助的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建国后，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把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与实现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作为总任务提了出来。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毛泽东对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作了符合实际的估计。1956年1月，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同年，他主持召开的八大正确分析了我国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的变化，郑重指出我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及根本任务又做出了进一步的论述，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随后，他多次谈到，我国正处在一个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转向与自